回首未來 － “美麗新世界”2013新版譯序                    李黎

在人類文明史上，二十世紀是一座重大的里程碑。短短的一百年裡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世界性的科技與文化的飛躍與激盪；而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又是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戰後嬰兒潮青少年，在各種思想衝激下付諸行動的關鍵時段。

一九六八 － 所謂“改變歷史的年代”，[ 註文：對於1968年，美國“時代”雜誌四十周年特刊稱之為“改變世界的一年”（TIME Magazine, 40th Anniversary Special，2008，”1968: The Year That Changed the World.”）；美國“新聞周刊”雜誌稱之為“造就了今天的我們的一年”（NEWSWEEK Magazine，”1968: The Year That Made Us Who We Are.” November 19, 2007）；“時代”雜誌二十周年特刊稱之為“形成一個世代的一年”（TIME Magazine， “1968: The Year That Shaped a Generation.” January 11, 1988）；美國記者作家 Mark Kurlansky的書名則稱其為“撼動世界的一年”（“1968: 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2004)。] 那年我二十歲，在台灣大學歷史系唸大三。在當時台灣戒嚴年代封閉的環境裡，像不少年輕人一樣，二十歲的我熱情、好奇、困惑，時時在尋求一些答案，雖然往往連問題都並不清晰。從接觸到的有限的文史哲書籍裡、從更有限的現實環境中，我憧憬著廣闊的知識世界，吃力地思索著“人類的幸福和前途”之類的大問題。以當時的客觀環境和我個人極為淺顯的知識，這種“求索”的局限和挫折當是可想而知的。

就在這時，一位動物系的男同學給我看一本英文“烏托邦”小說Brave New World。我正好剛讀過“一九八四”，也約略知道一些有關“負面烏托邦”的理論，看到這部充滿典雅的人文關懷與繁複的科學想像、又具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和瑰麗場景的文學作品，自然一讀就為之驚艷而不能釋手。當時這本書在台灣還沒有中譯本， 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學生，就決定把這本經典文學作品翻譯出來。既然他是主修生物，充斥著生物工程內容的前三章主要由他負責，之後我就接手，他幫忙查找資料。整個大四那年，我倆的課外時光就在合作譯書中度過；畢業前夕這項工作也完成了，書名定為《美麗新世界》，1969年在台北初版。直到1989年 － 在美國生活了將近20年之後，對英文的掌握準確得多，並且對西方文化有了比較深刻的體會，我將舊版譯本對照原文仔細的重新校訂一次，除了失誤差錯之外，也將語意含混、西化句法及需要加上注釋之處都作了修整，並加譯了赫胥黎在1946年重版時寫的“再版前言”，出了“美麗新世界”修訂版。

而今又是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北京燕山出版社要推出三部“負面烏托邦”，其中的“美麗新世界”決定用我的譯本，於是我又將修訂版再度梳理修訂一遍，重新披閱之際不免感觸良多。 這本書問世至今已經八十年了，廿一世紀也過了十多年，這個世界上又有了更多新的變化，更多赫胥黎當年未曾預言到的重大“成就”；然而這本二十世紀的文學經典，依然歷久彌新，依然值得每一代人細讀。

作者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是英國文學家，1894年7月26日出生於英格蘭蘇利郡 (Surrey County)的Godalming 鎮。他的家學淵源正可謂是科學與文學的結合：祖父是十九世紀著名的生物學者湯瑪士·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的作者；父親里奧納德·赫胥黎（Leonard Huxley）是散文作家；兄長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是生物學者；伯外祖是十九世紀名詩人及批評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他本欲攻讀生物學，然而在伊頓學校就讀時患了角膜炎，雙目幾乎完全失明，遂放棄最初的心願，藉放大鏡閱讀，進入牛津大學主修英國文學與哲學，在1915年得到學位。四年後與比利時女子Maria Nys結婚，不久遷居意大利，專事寫作，常有長短篇小說及散文問世。他的著述甚豐，除了小說，還有詩集、散文、戲劇、評論、遊記等等。

1932年，長篇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出，即在知識界中哄動一時，被譽為代表二十世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相互衝擊的一大巨著，後來又與“一九八四”、“我們”（ We）二書共稱為二十世紀三個“負面烏托邦”文學代表作。其中“美麗新世界”更在新世紀初被肯定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

赫胥黎博覽群籍，涉獵至廣，加上才氣縱橫，小說作品題材之獨特、內容之包羅萬象，實非一般作家所能企及。他在書中引用了廣博的生物學和心理學的知識，為人類的未來作了一番推想和臆測；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讀來，還是不免佩服其思想之超群絕倫、洞察如炬。書中不僅為科學極度發展下的人類前途作出警告性的預言，更刻劃出現代人在高科技無所不在的籠罩下，身不由己的孤絕無助之感，以及在極權管理統治之下，知識份子對個人尊嚴和思想自主的訴求。所以，這本書實在不可以視之為一般的“科幻小說”。

“美麗新世界”書名典出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劇中女主角米蘭達自幼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島上長大，當她首次看到一批衣飾華麗的人們，無知於他們邪惡的內心，脫口讚歎：“人類有多麼美！啊，美麗的新世界，有這樣的人在裡面！”曾見有人提及這本書名時，照brave這個字的俗義而譯成“勇敢新世界”，是不符原意的。

阿道斯·赫胥黎與他的祖父湯瑪士· 赫胥黎，分別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紀裡，而祖孫兩人的思想和著作也代表著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人類思潮的更迭、以及對世界未來理想的改變。在湯瑪士的時代，科學文明正展開壯麗的序幕，人類對自己的未來充滿著憧憬；在老赫胥黎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樂觀、奮進以及無限的期待。反觀阿道斯的年代，人類正面臨著科學文明失控的威脅，兩次世界大戰讓世界和平的希望徹底幻滅。阿道斯本人自幼深受眼疾之苦，妻子和自身都罹患癌症，加上親身經歷了兩次大戰，是以終其一生都努力於追求宗教的終極關懷，和人類的和平幸福。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疾呼個人的覺醒、在機械文明帶來的危機下自由和尊嚴的可貴。

《美丽新世界》不是一般的科幻小说。正如赫胥黎在他的“再版前言”中所说的：这本书的主题并非科学进步的本身，而是科学进步对人类个人根本的影响；所以物理、化学、工程等等的成就在书中是不言自明的，而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等足以基本地改变生活和生命质量的科学。正因如此，书中虽有严谨翔实的科学描述部分，却并未成为“声光化电”、机关布景的科幻小说。因而，“美丽新世界”最可贵的“预言性”并不在于其物质上的“预言”，而是作者的一份早于他自己时代的“危机感” － 他写这本书时才是上世纪三〇年代初期，那时的科技文明比起新世纪简直可以说还在幼年阶段：原子弹（更不用说核武器）尚未登上世界战场的舞台（赫胥黎在“再版前言”中也提到原书未能触及这项最具毁灭性的人类发明），而电脑操作、卫星通讯、太空科学、生态危机等等更是闻所未闻。然而早在那个时候，赫胥黎便已预见到：当人文意识薄弱、而行政控制强有力时，结合上优越的科技文明，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梦魇的开始。果然，“美丽新世界”书成之时，三〇年代的现实世界正处在二次大战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而二次大战的大规模杀伤性的酷烈，更加深了赫胥黎念兹在兹的忧虑：人类以科技自毁，和被科技极权奴役的在劫难逃命运。

书中对于高科技充斥而精神心灵贫乏的未来世界的描述，正是这部“负面乌托邦”最可怕的预言，也让这本书的文学和人文思想高于一般的「机关布景」或者政治科幻小说。书中有些「预言」在后来某些历史时空出现过，例如一个绝对专制极权的政府，消灭了昔日的经典书籍，只允许在严格检查制度之下不会有碍社会安定的肤浅的消遣娱乐。有些预言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譬如在那个以「人人都快乐」为口号的未来世界里，快乐要靠催眠暗示和麻醉药物获得。而最「壮观」的预言场景，是新世界的婴儿全都是体外受精，并且大量复制，当然让今天的读者想到“试管婴儿”。2010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颁给1978年培育出第一位人类「试管婴儿」的英国科学家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 － 等了三十年、五百万名试管婴儿出生之后才颁发给他，是为了确定那第一个「试管婴儿」健康成长，而且生下了健康的第二代；可惜爱德华兹已经衰老失智，无法感受这份迟来的荣耀与肯定了。[注文：其实这个奖应该也颁给一位华裔科学家张明觉(M.C. Chang, 1908-1991)。胚胎移植、精子成熟、口服避孕药都是张明觉的研究成果；张氏早在1959年就用体外受精方法成功培育出「试管兔子」。如果张氏还在世，诺贝尔奖至少应会同时颁予他 － 最早完成基础研究的原创学者。]

「试管婴儿」其实就是人工体外受精，现在治疗不孕症几乎都用这个程序来受孕，没有谁会觉得稀罕。可是这个婴儿刚出现时确实有人大惊小怪，深怕人代天职，造出怪物。这就应验到《美丽新世界》了 － 远在「生物工程」这个名词出现之前，这本写于1931年的书就已预言了生物科技的角色地位。当「试管婴儿」还是人们闻所未闻、甚至匪夷所思的东西，赫胥黎笔下的未来世界已经在更大的「试管」 － 玻璃瓶子里培养婴儿了。而书里写到刺激受精卵不断分裂成数十上百的胚胎、大量制造的复制人，就是现在所谓的「克隆」。就像当年惧怕「试管婴儿」一样，有人怕「克隆」人会被用来作器官移植的牺牲品，也有人怕复制出邪恶坏人。其实这些忧虑是没有必要的：最新的干细胞研究可以复制器官治疗疾病，根本不需要制造出整个人来；而且即使先天的基因可以复制，复杂的后天环境因素才难以掌控，要长成为完全一样的人是不可能的。何况人类的同卵双胞胎正是「克隆」，何可怕之有？至于现今精妙的整容技术，可以把人“整”成千人一面的明星脸，也算是另一种「克隆」吧。

其实纵观百年来的科技发展，为人类的健康和生活品质带来的正面效益还是远超过负面的。像寿命大幅度的增长（20世纪初人类平均寿命是31岁，到了2010年增至67岁，而中国则已达到74岁）、癌症的治疗、骨科手术的进步、先进的生物医学、免疫疫苗的普及、卫生条件的大幅提升，甚至转基因食物解决饥荒危机等等；还有赫胥黎未能梦想到的互联网对资讯交流和人际沟通的巨大影响，随之而生的全球一盘棋的“地球村”概念……。但这把两刃刀也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环境污染、地球暖化、核子辐射公害、大量的物种灭绝、电子废料、垃圾食物带来的肥胖和相关病症、胎儿筛选造成的性别不均（以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最为严重）、上瘾性药物合法或非法的大量使用等等，这串列举的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之中。

更有一项赫胥黎未曾料到的反讽：汽车工业在他书写的当时是资本主义极端发展的代表，所以“汽车大王”福特在新世界里变成了神，而他的首辆用装配线大量生产的“福特T型车”(Ford Model T)的T字也代替了基督教的十字架，成了新世界里资本主义宗教的符号。不料当年傲视全球的汽车工业首都底特律，今天竟已彻底破产；“福特”也不再是品牌，代之而起的是“硅谷”的电子和资讯工业新贵。风水轮流转，下一个世纪又会是什么样的发明、哪一种行业带动新一波的科技文明，在世上的什么地方崛起当道，今天是很难预测的。然而对子子孙孙的未来，对“乌托邦”负面前途的忧虑和警觉，依然是人们不可扬弃的关怀课题。

负面的乌托邦是文学家作为人文关怀者的警告，《美丽新世界》书名是个反讽，可是《美丽新世界》的噩梦也未必都会预言成真。就像「试管婴儿」曾经也备受质疑责难，如今世上已有数百万名试管婴儿，造福了无数不孕症患者。谁说科技带来的未来世界一定是负面的呢？科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自身的愚昧和邪恶。是以出身科学与文学世家的赫胥黎，终其一生都未曾放弃他对人类自我救赎的信心 － 正如他在“前言”中所提的：不为科学所役而役使科学，“神志清明”地为著一种长远理想而生活的人类社会。

这本书并没有为人类的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原也不是文学家的责任），而是借由那些难题引发读者自行独立思考 － 不盲从科技和权威而能作出反思。“稳定”固然可以带来舒适，但同时带来的是一致性；而正是能超越一致性的独立思考，才能够促使人类进步。所谓“科学”，原就是在既有的知识和理论之上，以独立思考的精神，来突破、来创新、来提升的学问。“美丽新世界”的中文译本，在台湾从1969年至今至少已印行了数十版；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我已记不清有多少读者直接或间接的告诉我，“美丽新世界”对他（或她）的影响；其中还包括在国际科学领域中卓然有成的人士，提及这本书启发了他跳出框架去思考。所以我相信这本文学经典对年轻人 － 尤其是中国这一代的年轻人，不论在任何领域，都会历久恒新有所启发。

回顾从我最初译书的青年求索年代，到如今生活的廿一世纪，赫胥黎那份人类自我救赎的理想依然遥遥无期，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正面的乌托邦；但是人们已经有了够多的反面乌托邦的例子 － 我们至少知道什么样的乌托邦是行不通的。但愿廿一世纪的人类，起码具备了这一点从痛苦中汲取出来的智慧吧。

最后要提的是：当年那位送我一本Brave New World，并且与我一道译书的念生物的男同学，后来成了我的丈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而他的专业正是生殖激素和不孕症方面的研究。

（2013年夏于美国加州斯坦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