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檔案室裡翻閱蔣介石日記。
在一個安靜明亮寥寥數人的大房間裡悄悄翻閱一個人的日記﹐雖然已非原件而是淺綠色紙張的複印﹐依然隱隱有著窺視他人隱私的不安。毛筆手書筆跡歷歷在目﹐疏密工整潦草改動之處在在提醒這還是原貌﹔同時這是歷史﹐是一個歷史人物在一些關鍵時刻當時當下的所思所記。
這 個人我從未真正見過﹐除了被糾集遊行擠在千百人群中遙遠一瞥不算﹐僅有的一次在故宮博物院遠遠見他們夫妻﹐老人紅潤得出奇的臉色像舞台化妝﹐那是唯一印 象。其他都是不計其數的﹑幾乎每天的報章電視甚至看電影起立唱國歌也躲不掉的﹑無所不在的比真人大上千百倍的影像﹐聽他的訓話讀他的訓詞喊他的口號﹐他的 形貌幾乎每天出現在我生命的頭廿年﹐但我從來沒有真正的認識過他。當我生活在他的年代裡﹐關於他的事凡非光輝燦爛的歌頌﹑凡是未經公開的耳語﹐就是禁忌就 是麻煩的可能﹔我已習慣不去碰觸不去惹麻煩。
於是那一段成為某種空白。
然而正是那一段﹐我的命運和他沒有直接接觸但牢不可分的重疊。他當然無從知道我 — 以 及千萬微不足道的他口中的「子民」的存在﹐但我的生命的開始之日正是他的生命中最黑暗絕望之時。我知道因為他的緣故﹐我的父母親抱著襁褓中的我從南京追隨 他到台灣﹐在那裡我度過童年少年的人生﹐重疊著他的晚年。我更知道﹐因為他的緣故﹐我有師友和長輩蒙冤坐監甚至喪生﹔許許多多我週邊不計其數的人的命運在 自覺或不自覺之中因他而改變。
從 出國那天起﹐我從此離開那個他無所不在的地方﹐而不久之後他也懷著難以彌補的遺憾離開這個世間。我以為從此我和他永遠﹑永遠不會再有任何交集了。然而許多 年後﹐我也開始回顧自己人生的時候﹐當我得知他在那些年代親手寫下的私語就在離我住家步行可及的地方﹐我決定走進那間存放他的日記的檔案室……
此刻他的日記就在我的眼前﹐從他卅歲開始﹐至今整理開放的三十八年歲月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他最私密的話語﹐下筆之際可能只是準備給他的至親他的愛兒他的接班人看的﹐竟然就在我伸手可及的書架上。
從管理員手中接過一個檔案夾﹐打開 — 幾 乎是猝不及防的﹐我竟跟這個死去了卅三年的人素面相對了。翻過一頁又一頁一天又一天﹐他的或工整或略顯潦草的毛筆書寫﹐清晰的﹑無保留不設防似的呈現在我 眼前﹐斑斑墨書不僅記錄他當日的行動更流露他當時當刻的情緒起伏﹐他的可能不為人知不向人道的思維﹑顧慮﹑煩惱﹑感觸﹑取舍﹑策劃檢討悔恨欣慰恐懼慨嘆激 憤詈罵甚至夜來的噩夢……我一步一步走進他的年代他的世界﹐有時感到走得太深了﹐以致每讀一陣必須出外透氣。加州夏日明媚的陽光和史丹福校園蔥翠的草木提醒我這是另一個時空﹐然而我們命運確曾交會重疊﹐在那個千千萬萬人命運逆轉的年代。
◆走進胡佛
蔣介石有極為規律的寫日記的習慣﹐從青年時期到晚年病重為止﹐六十年之間幾乎天天寫日記﹐即使戰亂﹑行旅﹑結婚﹑生病也不例外(偶有間斷也會追記)﹔ 更難得的是﹐從三十歲起的日記都留存了下來。在1975年去世後﹐他的日記交由蔣經國保管﹐蔣經國死後則傳到最小的兒子蔣孝勇手中。2004年12月﹐常居舊金山灣區的蔣孝勇遺孀蔣方智怡﹐決定將兩蔣日記寄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 — 是委託代管而非捐贈﹐為期五十年﹐但家屬有權隨時收回。
胡佛收藏的蔣介石日記共計有55年﹐由1917至1972 ﹐其中唯缺1924那年(該卷存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胡佛研究院作了精密慎重的整理工作﹐然後逐批開放。第一批1917至1931已於2006年三月公開﹐其中大事包括黃埔建軍﹑北伐﹑寧漢分裂等。2007年四月公開了第二批1932至1945 ﹐要事為剿共﹑西安事變﹑抗戰等。今年七月公開了第三批﹕1946至1955 ﹐國共內戰﹑二二八﹑金融危機﹑下野﹑退守台灣﹑復位﹑連任等大事都在裡面。至今總共已整理公開了38年間多達51箱的日記檔案﹐其餘的將在今後幾年裡陸續整理公開。
數十年前的陳舊紙張﹐幾經搬動還能保持大體完整已是不易﹐何況還有水漬蟲蛀發霉黏粘的種種狀況更是難免。胡佛研究院使用最先進的修復技術﹐然後作了高清晰度的35毫米微縮膠卷﹐之後便將原件存放在調控酸度濕度的檔案館保險庫裡。開放給研究者查閱的文檔都是從微縮膠卷翻印到紙張上的﹐字跡清晰﹐應與原件相去無幾。
檔案人員發現原件上有個別以黑墨塗去的字或行﹐想是出自蔣本人或其子之手﹐但為數不多。還有部份日記內容蔣家家屬將留待2035年﹐也就是蔣氏死後60年﹐才允許開放。
一 旦整理開放的檔案就完全對外公開﹐任何人都可以到胡佛研究院要求翻閱蔣介石日記。只要出示身份證件如駕照﹑護照﹐填一張簡單的表格以及使用同意書﹐就可以 進入檔案閱讀室﹐向管理員要求調閱某年某月的檔案夾。但影印拍照是不許可的﹐所以隨身物品包括手機都要寄存在門口的儲物櫃裡﹐除了個人用的紙筆之外不能攜 進任何物件(閱讀室也提供紙筆) ﹐出門時還要檢查一遍。最特別的是需要填寫一份「蔣介石日記使用者同意書」﹐簽名同意保證不會擅自複印﹑拍攝﹑掃描﹑錄音﹑錄像等等﹐只能以手抄方式記錄日記內容﹔而且在未徵得蔣家家屬許可前不得引述﹑散佈﹑出版日記中的文句。
◆史前史﹕1917年前
按規定每次只能借閱一個檔案夾﹐也就是一個月份的日記。我的主要興趣雖是1949兼涉及1948﹑1950﹐但忍不住好奇想看看最早的日記是何模樣﹐因此也要求調出1917年的檔案夾 — 那是唯一的一年全在一個夾裡﹐不像其餘的一月一夾。
打開來就明白一年僅只一夾的緣故了﹕裡面並沒有日記﹐而是〈民國六年前事略〉 — 蔣氏日後補述自出生至民國六年(1917) 的事跡。幾十頁的手書多有缺損﹑漫漶不清之處﹐間有遺失數頁。我大致翻看一遍﹐雖是他前三十年的生平略傳﹐但有不少細節和心境的描述﹐因而還頗好看。
他從幼年家庭情狀寫起﹐描述童年往事如筷子插進喉嚨的意外﹑與母親乘船﹑上學等等瑣事。讓我停下細讀的是提到他的第一次婚姻﹐妻子毛氏長他六歲﹐他用非常激動的語氣感嘆中國早婚的陋習帶給他一生憂患﹐說母親愛他卻害了他﹐「悲乎痛哉﹗」後來東渡日本留學﹐因涉世不深驕矜自恃而人緣不佳﹔回國後又學德文想留學德國﹐但陳英士要他留滬候命討伐袁世凱﹔也坦然提及在上海張靜江家中賭博﹐有一晚不知怎的只剩他一人(塗掉了一行字所以不清楚具體發生了什麼事) ﹐大概為了躲捉賭還慌張出逃。他也屢思奮發﹐卻難從狎遊陋習中自拔……後來又亡命東渡日本﹐開始讀曾文正(國藩) 全集﹐鑽研理學。民國五年加入中華革命黨﹐七年奉孫中山之命赴潮汕協助陳炯明但遭忌云云……
他的記述頗為生動有趣﹐只是我的興趣重點不在於此﹐匆匆翻閱之後就交還了。
◆一切從這裡開始﹕1918年
隨即要求調出1918年一月 — 現存的最早的蔣介石日記。不像後來日理萬機每頁寫得密密麻麻﹐那時的日記字大行疏﹐具體記事也不多﹔前一大半是自我反省﹐後面幾句才約略提及今天上哪裡見何人﹐最後抄一段勵志的話作結。
年屆三十的蔣介石每天早上起床後必靜坐一小時左右﹐接下來就開始作嚴厲的自我批評檢討﹐用的字眼都非常嚴重﹐什麼貪﹑妄﹑憂﹑懼﹑疑﹑色念﹑暴躁﹑機詐﹑恍惚﹑瑣屑﹑輕浮﹑輕率﹑偷視﹑竊聽﹑盜念﹑放肆﹑淫污﹑牢騷……一寫就是一大串﹐把自己貶得一無是處﹐然後督促自己要改過﹐研讀曾文正公日記或王陽明理學﹔第二天又用類似的一大串罪名痛罵自己﹐又切切要痛改前非。如是者日復一日﹐一個月下來每天日記內容大同小異。
我記起不久前讀過關於蔣氏年輕時日記的坦率無忌﹐原來果真如此。「他寫了很多外人所不知的事情。蔣介石年輕時候寫日記,做夢都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做到中國的領袖,因此在日記裏非常坦誠地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他看到漂亮女孩子,就心動,說自己『好鬥好色』。他喜歡一個叫介眉的妓女,他知道自己不應當與她來往,內心有很多掙扎。介眉寫信給他,他又經不住誘惑,跑去找她,那些浮蕩行為,在日記裏留下不少。」(見2008-1-13香港【亞洲週刊】對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的專訪)
一 個人的日記究竟能反映多少他的真正內心﹐尤其一個公眾人物的日記﹖這是我在翻閱前不斷思索的問題。一般研究者咸認蔣氏下筆時想到的是留給骨肉至親﹐並未料 及會公諸於世﹐因而坦誠度比起官樣文章當高出許多。但無論如何﹐身在重位又處於懸卵之勢﹐絕無可能沒有設防戒備之心。當然﹐對於一個置身「高處不勝寒」的 人﹐多年下來形成固習寫日記自我對話﹐也是他舒泄情緒的最佳方式﹔但即便是最直接坦率的抒發﹐亦不可能完全沒有經過本能機制的過濾甚至操控吧。
閱讀 他的日記之際﹐既是感覺讀著他的私密語言﹐又要提醒自己書寫者的身份背景﹔既須投入他的當日心境去感同身受﹐又得抽離關照當時大環境的實際情狀。時隔一甲 子﹐許多歷史已經沉澱﹐許多環環相扣的事件本相逐漸清晰浮現﹔而我作為一個閱讀者﹐個人的主觀好惡情緒也不再會形成為干擾﹐應當可以平心靜氣﹑甚至饒有興 味的平視直觀了。
◆山雨欲來﹕1948年
時光機器啟動﹐一口氣跳過三十年。翻開他1948年5月的日記﹐字體有了明顯的改變﹔人﹐更非當年那個痛罵自己荒唐的青年 — 他已身為中華民國大總統了。
我看到的三年(1948 ﹐1949 ﹐1950)的日記都是同一格式﹕每天一頁﹐每頁有框﹐框外側有一行印好的「X月X日 星期X 氣候 溫度 地點 民國XX年」。蔣氏多半會在「氣候」之下填晴﹑陰﹑雨之類﹔「溫度」很少填﹔「地點」則從來不填 — 這一點對研究者不太方便﹐但想想他在這兩年裡常是早上飛到一處下午又飛往另一處﹐叫他怎麼填﹖
框裡就是寫日記內容的地方﹐有十行縱格子﹐另在右側劃出兩行的空間﹐頂上橫印兩字「提要」﹐所以一頁總共有十二行的空間。蔣氏習慣在「提要」兩字下面橫寫「雪恥」兩字﹐字下還打個橫杠﹐天天如此。通常他都把這兩行的空間寫滿﹐並不一定是一日之提要﹐而真發生了重大事件﹐他會在框外右側用較大的字體醒目的寫出來。
每個星期六之後﹐就會出現「上星期反省錄」和「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有時還會出現「上月反省錄」﹑甚至「民國XX年反省錄」。他還常在日記中夾進剪報﹐也與當天日記一併複印出來﹐所以往往可以從他收錄的剪報看出來他的關注焦點。
我的重點既是1949﹐對於1948這年我只選擇翻閱五﹑八兩個月 — 五 月他就任總統時正處在內外交困之局﹕東北﹑華北﹑西北紛紛告急﹔物價飛漲法幣狂貶﹔美國政府從杜魯門至下都沒有人給他好臉色﹔而他最討厭的桂系李宗仁竟然 選上了副總統﹗在如此難堪的情境之下﹐雖然即將就任總統職﹐但心情顯然很壞﹐覺得自己陷在進退維谷的窘境﹐還沒上臺就已在日記中提及考慮下野了。
◆1948 ﹕「五‧二○」和金圓券
五月廿日就職大典那天﹐「心緒愁鬱精神沉悶似乎到處都是黑暗悲傷悽慘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辭職之念矣」(1948-5-20) 。(他的日記都沒有標點符號﹐僅偶或出現墨圈斷句。我的引文皆保持原貌﹐包括留空﹑誤書﹑看不清楚的個別字眼等。)
在五月份的「上月反省錄」中﹐他竟還留意到以色列復國﹐說美俄都承認了﹐卻遭到阿拉伯各國的圍攻﹔為自己因忙著應付「共匪內亂」而不能相助其立國感到慚愧。
接著看八月﹐因為惡名昭著的「金圓券」就是從1948年8月取代法幣上市的﹐到1949年7月﹐十個月之間貶值超過兩萬倍。雖說戰場上兵敗如山倒﹐但千萬百姓畢生積蓄化為廢紙的泣血哭號﹐更加倍的加速了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敗逃。
1948年8月蔣氏夫婦在廬山避暑﹐當時他對金圓券上市信心滿滿﹕「昨夜決定改革幣制與管制經濟日期余注重於輔幣之兌現以增加新幣之信用或可延長新幣之命運也」(1948-8-9) 。兩週後的反省錄裡還興奮地記下﹕一星期下來總共收入一千八百多萬美元﹐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萬美元之多﹔對於人民如此熱情擁護幣制改革政策頗感意外與欣慰 — 其實他當然知道﹕人民是被強制在9月30日以前將私有的黃金﹑白銀﹑外幣交出來兌換中央銀行發行的金圓券﹐逾期沒收。
同時﹐在各大學裡積極逮捕「共匪潛伏份子」。8月29日﹐蔣氏召見「公俠」(當時浙江省主席陳儀) ﹐令他嚴厲執行取締浙大的共匪學生。兩天後﹐蔣氏對取締共匪份子的成績很表滿意﹐認為是「本黨」對敵鬥爭技術的一大進步。
在8月份的反省錄中﹐蔣氏再度肯定幣制改革﹕財政和經濟專家都曾反對﹐而且預測必然失敗﹐可是實行十天以後已收到二千七百萬元之多的美鈔了﹐誰也想像不到吧﹖得意之情躍於紙上。
讀到這裡﹐我不禁掩卷嘆息。那一年﹐不計其數的升斗小民﹐正在往一個不知伊於胡底的深淵跌落﹔眼前紙上的美元數目昇得越高﹐他們就跌得越深。
◆序幕﹕一九四九
進入1949年了。我忽然坐直起來﹐好像歷史並不是在我眼前重演而是第一次即將發生之際﹐我屏息等待著﹐雖然一切早已在將近一甲子之前發生了﹐但眼下的字裡行間硝煙瀰漫﹐無數條繃得不能再緊的弦隱隱悲鳴……
1949年先是有一個「general」(類似綜合提綱)檔 案夾﹐裡面有中國地圖﹑各個紀念日的日期﹑新生活運動綱要﹑黨員守則等﹔還有一份「民國三十八年大事表」﹕他加上「預定」兩字﹐從一月到七月﹐可見這是他 前半年的預定計劃。內容大致是﹕一月﹕準備下野﹐回鄉過年。二月﹕遊覽故鄉﹐整頓紀律。三月﹕研究俄共動向。四月﹕研究和談成敗﹑國際動向﹑個人行動方 針。五月﹕準備離鄉﹐指導軍事﹑政治﹑黨務。六月﹕在台灣或定海督導軍事。七月﹕建立定海舟山列島根據地﹐台灣防務組織完成。
接著是六月一日至九日的紀要﹐這是日記之外的提綱﹐其中六月八日一段以敵人之長處為借鑒值得抄錄﹕「共匪之優點(幹部不准有私產) 一組織嚴密二紀律嚴厲三精神緊張四手段澈底五軍政公開方式檢討研究批評學習坦白七組織內容幹部領導由下而上」 (1949 general 6-8) 。
1949年元旦﹐他的日記「提要」欄除了例行的「雪恥」兩字之外﹐還引用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於至善」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兩段話﹐然後這樣寫﹕「今 日又是一個新年新日了我的德行心靈果有新進否去年一年的失敗與恥辱之重大為從來所未有幸賴上帝的保祐竟得平安過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須做一新的人新的基督人 來作新民建立新中國的開始以完成上帝所賦予的使命務以不愧為上帝的子民不失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雖經過全年的試驗遭遇無數的凶險對於上帝與基督的信心 毫不動搖實可引為自慰也」 (1949-1-1) 。
接著在一週反省錄裡研究分析下野後可能發生的情勢和對策﹔其後幾天的日記也多涉及中外各方反應﹐同時密切注意華北戰況﹐也不忘強調下野是為了「重起爐灶」。(1949-1-17)
◆辭廟﹕1949年元月
下野前夕﹐蔣氏在1月16日到南京中山陵「別陵」。「正午到陵墓謁陵默禱此為離京別陵之紀念也」 (1949-1-16)。結果這次成了「辭廟」 — 從此終其一生他再也沒有看見中山陵了。當晚在寓所看電影【清宮秘史】﹐覺得「無甚意義」。
我回頭找出二十年前﹐1929年6月1日蔣氏主持中山陵「奉安大典」那天的日記。他敘述當天先去中央黨部﹑再接孫夫人(宋慶齡) ﹐然後起柩﹑致祭﹐抵陵園﹑入墓門﹑入廓﹑默哀等過程。無意間發現他在那天的「提要」欄下寫了「雪恥三七三」五個字﹐好奇翻以下幾天﹐果然是按順序出現「雪恥三七四」﹑「雪恥三七五」﹐顯然這些數字是日期的累積﹐於是我找出373天前﹐即一年零八天前﹐1928年5月14日的日記﹐看看發生了什麼大事。那天的日記提要是﹕「聞倭寇已在上海登陸並在下關海軍卸炮示威」﹐是以開始雪恥計日﹐並從次日起「每日必記滅倭方法一條」。蔣氏早年的字體不及四十年後的工整 — 可能後來是練字有了進步﹐也可能做了領袖人物﹐下筆之際就自覺注意工整了。
正式下野之日﹐飛離南京小遊杭州﹐次日便回老家奉化﹕「本日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覺心安理得感謝 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順利引退為至幸離京起飛抵杭遊憩如息重負也」( 1949-1-21) 。蔣氏寫到「天父」﹑「上帝」時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難怪我在台灣唸小學中學時﹐老師叫我們寫到「國父」﹑「蔣總統」前面都要空一格。
當此之際﹐蔣氏獲知李宗仁竟然擅自下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 ﹐他覺得這是公然與他為敵了(1949-1-22「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接著次日又聞傅作義已投降「變節」﹐雖說「不料」﹐其實三天前日記中已提及傅將家眷由重慶接到北平之舉﹐心存懷疑之際當已有數了。
檢 討反省自是難免﹐「本月大事」寫了兩頁﹐對於下野他有這樣一番奇特的邏輯﹕如果他不下野﹐「共匪」就不會獲勝﹐中國就不會被俄國控制﹐美國也不會覺悟到中 國的地位有多重要﹔他不下野中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他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 不能不負起責任了……。我想既然如此﹐那他何不以救國救世大局為重﹐忍辱負重不下野呢﹖— 不行﹐此乃命也﹕「惟此乃命也既生俄史(達林)又生美馬(歇爾)豈區區一身所能為力乎」。
最後結論還是怪罪美國﹕「此次革命剿匪之失敗並非失敗於共匪而乃失敗於俄史亦非失敗於俄史而乃失敗於美馬」 (1949-1-31) 。
◆鐘山風雨起蒼黃﹕1949年4月
蔣氏身在奉化﹐其實遙控中央﹐前來拜望請示的軍政要員更是絡繹不絕於途。1949年四月覺知復出有望﹐動作漸多。4月8日日記提到為「經兒」寫匾祝其四十歲生日(蔣經國生日為4月15日) ﹐自覺腦力記憶日差而且遲鈍﹐需要「有智之士」助他考慮策劃﹐並希望「經兒」能代為主持云云。這是明白出示接班人選的意願了。
蔣氏離開奉化到杭州﹐4月22日在筧橋空軍學校會見了一大票人﹐夜裡又與心腹研討對付李宗仁﹔卻是正在此時﹐首都失守。1949年4月23日的日記右邊欄外一行醒目大字﹕「戴戎光叛變﹐南京撤守」。
幾天之後﹐毛澤東寫下他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情勢險急﹐蔣氏一方面嚴囑湯恩伯「固守上海」﹐一方面不忘責怪「桂系」(通指李宗仁﹑白崇禧) 挑撥分化(1949-4-23「上星期反省錄」) ﹔然後親赴上海坐鎮。
壞消息接踵而至﹕4月26日宜興與蘇州相繼失陷﹔金融混亂﹐銀元價已漲至「金圓券」二百萬元以上﹐軍餉發給現銀導致金融枯竭……﹐「甚為上海經濟憂急也」(1949-4-30) ﹐與八個月前以為幣制改革成功的得意歡欣判若天淵。
可是他下一個星期的「預定工作課目」第一條卻是「道德重整與爭自由爭生存之口號」。他是真的相信此時此際口號能起作用嗎﹖
◆告別愛廬﹕1949年5月
1949年5月3日﹐日記右側大字「本日杭州撤守」。次日負氣似的寫﹕「余主張早撤不再為美國守門上當也」(1949-5-4) 。
5日下午﹐蔣氏帶著兒子去虹橋路拜別宋美齡父母的墓﹐然後去東平路上當年他與宋結婚時的新居「愛廬」看最後一眼。那時宋美齡還在美國﹐歸期未知﹐蔣氏淒惶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記裡﹕「晡與經兒同往虹橋路岳父母墓前敬謹告別回程到東平路愛廬視察全室皆空但覺淒涼與愧惶而已」(1949-5-5) 。
(又是出於好奇﹐我回頭找來1927年12月1日蔣宋結婚那天的日記。果然新婚之日照舊寫日記﹐蔣氏這點堅持確是與眾不同。日記裡記述先到孔宅換禮服﹑再到宋宅行教會婚禮﹐然後到大華飯店禮堂行正式西式婚禮﹐「見余愛姍姍而出如雲霞飄落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間並現不知余身置何地矣」。禮成後乘車遊行﹑晚宴﹐最後進入新房。可惜以下的三行字被墨筆塗去﹐隱約看出最後三個字好像是「樂無窮」。以後幾天他都稱新婚夫人為「愛」﹐又過幾天變成「三妹」﹐兩人偶有「歡爭」 — 玩笑的爭執﹐到月底就開始吵架了。)
5月7日蔣氏乘「江靜輪」離滬赴舟山﹐在船上寫日記﹐說想建設台灣為實現三民主義的省區﹐「台灣」兩字原為「福建」﹐被劃掉改成台灣。
福州情況混亂﹐17日飛澎湖﹐發現澎湖的要塞和營區破敗無人﹐氣憤愧悔得無地自容﹐幾乎想「遁跡絕世了此一生」。5月25號由澎湖赴高雄﹐接報寧波淪陷﹐上海已不能降機﹐而愛將湯恩伯已在吳淞口指揮各軍撤退了﹗終於﹐5月27日他寫下﹕「上海已於昨日淪陷矣」。
1949年5的「上月反省」內容是反省他人的責任過錯﹐一是桂系李宗仁﹕「桂李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另一當然是美國人﹕「美必後悔莫及而馬歇爾須負全責」。
6月初再反省上海與浙贛線的潰敗﹐又發現白崇禧要負全責﹐因為白牽制了湯恩伯的主力部隊﹕「失敗實數已知其大概白崇禧如不強制湯部主力西移皖南則不惟無此重大損失而且保衛上海之戰亦必會勝矣」(1949-6-4 上星期反省錄) 。
◆回天乏力﹕1949年6月
最後﹐他認為抓到問題的癥結了﹐就是以往幹部們只當他是法定總統而忽視他是革命領袖﹐所以他決心在台灣貫徹他的「革命領袖之職責與權力」﹐決不放棄也不容任何人違抗﹕「以往領導幹部之無方不僅使革命重受挫折而且使革命幹部對余之觀念與認識有此錯誤僅視為法定總統之職位而不以革命領袖之身分待之殊為慚怍但余在台決不放棄革命領袖之職責與權力無論軍政必盡我監督與指導之職責任何人亦不能加以違抗也」( 1949-6-12) 。
這一段宣言式的文字非常重要﹕在他看來﹐國民大會選出來的「法定總統」無足輕重(其實是選給美國人看的) ﹔真正握有軍政最高職責與權力的是「革命領袖」﹐說白了就是可以施行軍事戒嚴法的獨裁者。他相信過去的失敗就是由於只被當成前者而後者做得不夠﹐而今汲取教訓﹐在台灣可要好好來真的了﹗
然而無可避免的﹐他的情緒會陷入低潮﹕「念大勢憂心如焚幾乎不知人生有何意義矣悒鬱悶損莫可言狀」(1949-6-13) 。
同時他召見幾位將領談話﹐部署台灣的軍職。他起用孫立人為台灣防衛司令﹐可是話裡似乎有文章﹕「對任用孫立人為台灣防衛司令亦頗費心力此乃用之政策屬辭修(陳誠)信任之」(1949-6-12) 。我讀著感覺有些納悶﹐直到看見同年10月5日的日記﹐才恍然大悟 — 蔣氏對孫的猜疑不信任是老早的事﹐但一直玩著兩面手法 — 這是後話了。(見後文1949年十月)
在6月18的日記裡﹐蔣氏指出英美兩國怕他不能固守台灣以致台灣為匪俄所取﹐欲以「台灣地位未定」為借口從而把台灣交還美國﹐故他要向美國堅決表示﹕「余必死守台灣」﹗
同時對岸的敵人在籌備建國﹐蔣氏聞知後悲喜交集﹕「共匪已於十五日在北平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且將改國號國徽聞之悲樂交感」(1949-6-18 上星期反省錄) 。悲者﹐「共匪」到底席卷了大陸還要「建國」﹔喜者﹐毛澤東竟然要捨中華民國國號另取國名﹐如此一來國民黨政府就算退居小島也還是正統。蔣氏簡直是大喜過望﹐而毛氏將會為此極不英明的決定後悔莫及。
6月19日到台南謁鄭成功祠﹐見到這位早他三百年渡海來台的英雄心有所感﹕「見鄭真像嚴正魁偉仰慕不置」。
同時不忘向敵人學習﹕「看毛澤東所製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頗有益於我也」(1949-6-25) 。
6月26日已風聞美國務院將發表「中美關係聲明」(即8月正式發表的《美國對華白皮書》) ﹐聲明中會把失敗的責任都歸在蔣氏﹐他「亟應設法處置之。」
嫡系愛將湯恩伯部敗退﹐蔣氏不勝悲憤﹐在日記裡講了重話﹕「毫無羞愧之心一般將領幾乎全失其魂魄矣」(1949-6-28) 。
◆白皮書震撼﹕1949年8月
1949年8月起﹐蔣氏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在草山(那時尚未改稱陽明山) 正式成立的總裁辦公室辦公。
雖然大陸易守﹐蔣氏對於任何有可能分裂國土的消息還是很敏感。「上午閱報知印度已約達賴之兄赴印其政府又聲明尼赫魯並未赴藏之消息… …」(1949-8-1) ﹐他指出這是印度承襲英國侵略西藏的陰謀﹐尼赫魯「短視﹑無識」﹐令他不禁為亞洲民族長嘆息。他認為西藏問題只能「暫時置之」﹐如果他不下野﹐西藏當不至於公然背離中國﹐而印度也不敢如此驕橫荒唐﹐「可痛﹗」
8月5日正當蔣氏訪韓前夕﹐與兒子遊普陀洛伽山散心時﹐一個多月來緊張等待著的炸彈終於爆開了 — 日記的邊頁上一行觸目驚心的大字﹕「今日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實為我抗戰後最大國恥也」(1949-8-5) 。但他強自鎮定﹐表示「此心泰然毫不動心」﹐對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覺得「可笑耳」﹔次日動身赴韓前得知內容﹐「余閱之並不驚異而且心神安怡異常到韓國後更覺安靜光明內心澄清無比是 天父聖靈與我同在之象征也」(1949-8-6) 。不過表面的平靜並不能維持太久﹐他旋即痛斥白皮書「可痛可嘆(本寫『笑』字後劃掉改為『嘆』) 」﹐美國「幼稚無知﹑自斷其臂」﹐這次是中國最大的國恥也是最後的國恥﹐其影響之惡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國制我死命之毒計為更惡也」(1949-8-11) 。
(這部讓蔣氏痛憤不堪的「白皮書」﹐是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的一部报告书﹐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徵得了总统杜鲁门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重点評介1944到1949年 期间美国的对华关系。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一千零五十四页,约一百多万字。「白皮 书」用了相当的篇幅严厉指责国民党堕落、腐败与无能,宣称美国即使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的援助﹐也无法挽回蒋介石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訪韓歸來之後﹐蔣氏就忙著對白皮書草擬聲明﹑作覆﹔他不滿外交部所擬的政府正式聲明稿﹐認為「無力無氣」﹔8月15號那天一早起來先修正聲明稿才作朝課(他每天早上起床後必先做朝課﹐晚上浴畢睡前做晚課﹐一成不變都寫在日記裡) ﹐是十多年來第一次破例。可見其重視之程度。
◆族長的秋天﹕1949年十月
小時在台灣﹐十月是個快樂期盼的月份﹐因為假日特別多﹕十月十日雙十節﹐10月25日台灣光復紀念日(簡稱光復節) ﹐10月31日「總統華誕」﹐普天同慶薄海歡騰﹐報紙不登壞消息﹑電影廣告片名裡壞的字眼一律刪除﹑電視節目熱鬧精彩﹐真是「光輝燦爛的十月」。
可是1949年的十月﹐大概是蔣氏一生中最痛苦難堪的十月。第一天就是一記重擊﹕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蔣氏則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據報共匪已於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偽人民政府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慶齡為其中之一總理在天之靈必為之不安國賊家逆其罪甚於共匪痛心極矣」( 1949-10-1 上星期反省錄) 。妻子的姐姐(而且是孫中山夫人)公然做了不共戴天之仇的敵黨的副主席﹐「國賊家逆」﹐在他看來罪比共匪還大。
不過他還是給自己打氣﹕「共匪偽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傳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為行見其自斃之日不遠矣故余於此但存樂觀而已」 (同上) 。
(我注意到蔣氏1949年10月1日的日記有一式兩份﹐都是他自己手寫﹐但顯然有一份是重抄的﹐除了個別幾個字內容相同﹔第二份僅在最後加一小段﹐說晚課入浴後獨自在黃埔公園的屋頂納涼﹐憂慮黨國﹐不知何以為計。那是個星期六﹐晴天﹐他還少有的記下了溫度﹕90°。)
10月5日﹐風雨天﹐蔣氏在日記裡先是指控「共匪與俄諜」到處活動﹑陰謀挑撥﹐現在是以孫立人為目標﹐「將行讒間」。看到這裡我坐直身看下去﹕晚餐後他「接妻密函報告立人事其會被共諜所利用而不察如非余之明見則誤大事矣」(1949-10-5)。估計是在美國的宋美齡得到某些消息﹐密報給他。孫立人留美出身﹐美國人想扶持他已不是秘密﹐蔣氏因而對他頗為疑忌。這下抓到孫「被共諜利用」的把柄當然不會放過﹐但隱忍不發﹐直到1955年借孫手下「郭廷亮匪諜案」才把孫一舉扳倒。
◆卜問中華民國存亡
10月10號﹐蔣氏以基督教聖經卜問國運﹐方式大概是禱告後隨手翻開一頁﹑指向某一處﹐然後查看內容﹕「今日國慶雙十節四時起床盥洗後凝神默禱卜問中華民國存亡前途得使徒行傳第九章四十一節之啟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謝 上帝使我中華民國得由忠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轉危為安重生復興也」(1949-10-10) 。
(《聖經‧新約》〈使徒行傳〉第九章四十一節原文為﹕「彼得伸手扶他起來﹐叫眾聖徒和寡婦進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給他們。」)
雖然求神問卜得到的啟示有「起死回生之象」﹐但大陸幾乎完全淪陷﹐手下頗多眾叛親離﹐心情愁鬱難解的字句常常可見 。雙十節讀《荒漠甘泉》﹐有感而引用書中文句在日記裡﹕「我心已碎我腦已枯可憐的迷途小羊又不可不看顧舊的傷痕尚未愈新的傷痕又生了但是眼望著手造的中華民國的危亡怎敢不揮淚前進」(1949-10-11) 。
10日下午蔣氏飛浙江定海視察沿海陣地﹐見「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兒戲」﹐而官兵面黃骨瘦不見一個強健之人﹐他們沒有冬衣被服草鞋藥品﹐病兵臥床呻吟卻告以無醫無藥﹐「此為帶兵以來從未見過之悲劇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10-13) 。
次日飛回台北﹐即接獲廣州棄守的消息﹐不免又要怪部下﹕「聞廣州已於今日放棄之報驚駭之至國政無主中樞無心其何能久若輩只知爭權奪利」(1949-10-14) 。
其後幾天噩報頻傳﹐陳誠報告定海的軍心士氣低落﹐高級長官幾乎個個貪婪怯弱束手待俘﹔自己部隊在廈門全軍覆沒的劉汝明上將﹐則函訴湯恩伯在廈門先自乘艦撤退﹔蔣氏認為湯又犯了先前上海與福州兩次遁逃的罪狀﹐實在不想再寬恕他了。(1949-10-22 上星期反省錄)
就在此時發生了後來所稱的「古寧頭大捷」— 金門戰役。10月24日傍晚﹐共軍在叶飞上将指揮下對金門發動數波攻擊。共軍人数共约九千余人﹐於25日凌晨搶灘登陸成功,至拂曉時已經佔領古寧頭村及金門北部沿岸地區。26日國軍發動反擊﹐持續猛攻收復陣地,於27日拂曉全部殲滅殘敵。共軍泰半阵亡,被俘虏者三千余人。 大金门守军人数共计近八万余人﹐战役结束后,国军伤亡人数应有五、六千人之眾。(國軍戰史稱陣亡 1267人,傷 1982人,共 3249人。共軍戰史稱斃傷國軍 9000 多人。現較通行的估算是陣亡 3500 人以上,傷 5000 以上。)這是兵败如山倒的国军一次難得的重大胜利﹐國民政府喜出望外﹐稱這場戰役為現代的「淝水之戰」。
蔣氏在10月25日的日記裡提及獲知金門島昨夜有共軍登陸﹐正在激戰﹐後又稱大部份匪軍已被消滅﹐只剩千餘佔據碉堡頑抗。26日接陳誠電話﹐稱接湯恩伯電話﹐說登陸匪軍已被肅清﹔蔣氏再問空軍﹐回說空軍尚未肅清﹐仍在昨日佔據的工事內戰鬥。蔣氏已不敢信任前方的軍情報告﹐因為「前方報案之不實幾乎每每如此」﹐何況大概也沒想到真能打勝仗﹔直到「經兒」親自去金門視察回來﹐報告確已全部肅清﹐方才安心 。
這不啻是一劑強心針﹐「金門勝利後定海士氣亦受良好影響官兵較能積極奮發也」(1949-10-30) 。
10月31日生日那天﹐蔣氏在日記中寫道﹕「本日為余六十三歲初度生日過去之一年實為平生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當幼年時命相家曾稱余之命運至六十三歲而止其意即謂余六十三歲死亡也惟現在已過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於世其或 天父憐憫余一片虔誠對上帝對國家對人民之熱情赤忱始終如一有增無已所以增添余之壽命而留待余救國救民護衛 上帝教會以完成其所賦予之使命乎」(1949-10-31) 。蔣氏生於1887年﹐此處算的是虛歲﹔若照西方實歲算法﹐則他還未到六十三呢。
◆歲暮﹕1949年12月
1949年只剩最後一個月了﹐蔣氏這時人在成都。12月1日的日記右邊一行大字﹕「本一日為余結婚第廿三年紀年(原文如此)日夫妻未能相聚一堂為憾也」( 1949-12-1) ﹐因為宋美齡仍然滯美不歸。
聞知重慶失守﹐心情有如1937年南京陷入日寇手中﹕「最後消息楊子惠已於下午到銅梁如此重慶已陷矣此乃余廿六年南京撤守時之心緒其悲傷與依依難捨之情景無異也」(同上) 。
12月4日﹐蔣氏還在日記裡考慮遷都位於四川省西南邊陲的西昌﹐但因瀘州失陷﹐兩天後(6日)他即斷定西昌決不能作政府駐地﹔又說定海較穩﹐所以12月7日發表政府遷台北的聲明。此時蔣氏可能已經有點亂了方寸﹐但遷台的最後決定確是攸關整個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轉折點。
12月5日﹐聞知代總統李宗仁已由香港飛美「養病」﹐蔣氏斷言美國務院裡的「共黨份子」一定會設法利用李來打擊他的威信﹐所以自己必須「正位定名」才能防止這些陰謀毒計云云。顯然這是在為復職釋放風聲了。
◆鳳凰山的永別﹕1949‧12‧10
12月9﹑10兩天是非常關鍵的兩天﹐蔣氏還留待成都觀望局勢﹐一度還打算去昆明 — 幸好沒去﹐因為云南省主席盧漢9日那天忽然宣佈起義投共(難怪前幾天蔣日記裡提及要見盧漢﹐盧卻一直避不見面﹐推說在戒煙身體不適)﹐隨即扣押了剛飛抵昆明的張群﹐同時發出通緝令要各地「活捉蔣匪」(蔣氏在日記裡以「軍」字取代了「匪」字)。在最後一刻﹐蔣氏險險逃過盧漢的追捕飛往台北﹐從此終其一生再也沒有回過大陸了。
蔣氏是12月10號由成都飛台北的﹐但10號日記裡竟不見提及這件大事﹐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錄」裡才看見「接十日記事」﹐這是蔣氏寫日記少有之現象﹐也可見那兩天有多匆忙緊張。
他在16日反省錄中詳述經過﹕文武人員都要求他儘快離開成都飛台灣﹐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為的是胡宗南的部隊尚未如期集中﹐他認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護胡的部隊一天﹔不料盧漢叛變﹐而四川省主席鄧錫侯﹑西康省主席劉文輝雙雙「避不晤面」(其實也是投降起義了) ﹐他對胡的掩護作用已失﹐乃決定回台處理政府遷台的要務。
「午餐後起行到鳳凰山上機十四時起飛途中假眠三小時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與辭(缺一「修」字﹐應是陳誠) 入同車入草廬回寓空氣輕清(﹖)環境清靜與成都晦塞陰沉相較則判若天淵矣廿四時前就寢」(1949-12-16上星期反省錄)。蔣氏日記中多半會在最後記下一筆幾時就寢﹐通常是十點半左右﹐12月10日這天太過漫長﹐以致直到午夜方纔睡下。
◆冬夜夢魘
1936年12月12日﹐蔣氏在西安遭張學良「兵諫」扣押﹐故12日的日記不忘提及此事﹕「本日為西安蒙難第十三年紀念日時時追想當時危難險惡情形則感今日亡命台灣猶得自由生活殊覺自慰故頻謝 天父與基督洪恩不置也」(1949-12-12) 。
緊接著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錄」﹐就是進行自我檢討﹕「愧對大事只顧目前問題之解決而不注重其後果冥頑不靈粗忽大意竟至一敗塗地乃余一生最大缺點亦即所以功敗垂成之由來也」(1949-12-16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
對於盧漢﹑龍雲的叛變﹐蔣氏得此結論﹕「邊區之人善變多疑而況於苗夷盧龍乎(盧漢是彝族人) ……更覺凡是政治與外交絕無信義更無情感可言只有實力與強權方是政治與外交之本質也」(同上) 。
12月22日的日記裡夾著一張蔣氏保留的剪報﹐標題是﹕「杜魯門總統說﹕台灣是中國領土/美是承認國民政府的/因台灣並不是獨立的」。後來在月底的「上月反省錄」裡﹐他寫道杜魯門的聲明是「定心丸」。
次日他作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夢﹐詳記在日記中 ﹕「昨晚冬至夜得夢在新建未漆之樓梯努力掙扎扒上梯頂時已力竭氣衰而醒若此為預兆則前途雖艱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1949-12-23 ) 。把夢寫到日記裡﹐可見他相信這是一個預兆。善解夢的心理學者不妨對此作點科學分析。
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十三年後不忘記一筆﹕「本日為余西安蒙難脫險之第十三週年紀念日感謝天父重生大恩」(1949-12-25) 。
年底檢討﹐這次不得不怪罪愛將胡宗南了﹕「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瓊島之故澈底失敗而絕望矣」(同上) 。
聖誕節﹐官邸佈置起聖誕樹﹐孫輩來玩﹑交換禮物﹐日記中出現難得的溫馨畫面﹐不免提及妻子還滯美不歸的落寞心情。
◆彭孟緝與「二二八」
局勢一日數變﹑一夕數驚的風雲變幻的一年到了終點﹐蔣氏寫下一份長長的「反省錄」﹕「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茲略述其最感苦痛而悔之已晚者數則以誌其不可補償之罪愆耳」﹐共計九點﹐觀其內容其實更近於一年大事記﹐大致是﹕一﹑李(宗仁) ﹑白(崇禧) 的倒蔣﹑顛覆﹔二﹑美國的反蔣辱華﹔三﹑軍隊投機﹑投降﹔四﹑廣西子(指桂系)貪污﹔五﹑誦經默禱出生入死﹔六﹑訪問菲律賓﹑韓國﹔美國務院白皮書是一大打擊﹔七﹑大陸沉淪﹔成立總裁辦公室﹑革命實踐研究院﹐台灣幣制改革﹔八﹑退居家鄉﹔九﹑奮勉黃埔軍校學生。
接下來是「本年最感苦悶而不易處理事」﹐提到的是軍官﹑軍屬﹑軍紀的問題﹐其中第四點最有意思﹕蔣氏慨嘆軍紀之壞﹑官兵之亂﹐六月間劉安祺部隊由青島撤退到瓊島(海南島) 經台灣時是亂到極點﹔「匪探」夾雜混入其間﹐以三教九流的行業作為掩飾﹐以致基隆台北有不可收拾之情況﹐令他簡直對台灣「絕望」了。
接下來他表揚陳誠和保安司令彭孟緝兩人在如此狀況下起的安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回頭肯定彭孟緝在「二二八時期」的表現﹐大為讚賞﹐認為是難得的將才﹐當培養他擔負重任﹕「…四﹑軍紀之壞官兵之亂……當時如非辭修負責主政積極清除則比之於卅六年二二八案件更為險惡也而彭保安司令之得力實非淺鮮孟緝對台灣之安定其一為二二八時期其二即為本月混亂時期其毅然挺起xx(小字不清)掃蕩廓清之決心與行動實非常人所能奏此大功也此實為難得之將才要當培植有方使之不驕不矜堪負第三期國民革命重任之準備也」(民國卅八年反省錄) 。
對手下如此毫不保留的褒獎之詞﹐在蔣氏日記中﹐尤其是戰敗的年代裡﹐委實罕見﹔可見蔣氏對彭孟緝的表現 — 包括其對二二八的處理行動 — 之高度肯定了。
◆痛定思痛﹕1950年元月
1950年元旦﹐蔣氏在日月潭﹐開年第一篇日記「提要」之下依然是「雪恥」兩字﹐接下去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自後種種譬如今日生」(1950-1-1) 。
「經兒」帶了一部平劇(京戲) 電影來家給老父觀賞﹐蔣氏竟然拒看﹐在日記中解釋原委﹕「余平生愛觀平劇以解憂悶彼不知余私自立願如不收復北平此生不再觀平劇矣故昨晚彼借平劇之電影來家邀觀余以為此雖電影仍係平劇故亦卻之但恐彼亦不知其故以耳」(1950-1-10) 。立下志願不收復北平終生不再看平劇﹐不知道他後來改變主意沒有﹖
1月11日的日記中夾剪報報導蔣夫人在美發表「臨別廣播」﹐可見宋美齡終於要回來了。果然﹐1月13日到桃園機場迎接夫人﹐對她「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毅然回國共患難」的行動顯然很感激。(1950-1-14 上星期反省錄)
可是他的心情並未好轉﹐對美國務卿艾奇遜尤為感冒﹐ 13日的日記忽然指控艾氏「私通俄國出賣中國」﹐後又控訴「艾其遜譏刺余為一離棄大陸逃避海島之難民而已」﹐「此時內外環境實為最黑暗中之黑暗但此心毫不為所動乃認為黎明前之黑暗也」 (1950-1-18) 。
1月21日﹐日記頁右框外八個大字﹕「下野至今正一年矣」。其實一年來他無一日不在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主持軍政大局。
1月24日的日記是一連串數落手下﹕陳誠不肯任國防部長﹔閻錫山把政府癱瘓現狀的責任推給蔣氏﹔李宗仁托病滯美不歸偏又不肯辭卸代總統名義﹔而他認為該為大陸淪亡負全責的白崇禧﹐則在台灣向他不斷「勒索圖賴」﹔「內訌外侮﹐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只有相信上帝不致拋棄他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蔣氏以自身與台灣共存亡的決心來告飭部下死守﹕「今派經國飛西昌傳達死守西昌力勉宗南死中求生告其如台灣失陷我必死於台灣以盡我職責決不負我上下平生之所望也」(1950-1-25) 。
對於立監委和國代﹐蔣氏也沒有好話﹕「立法監察各委與國大代表名為民意代表實則等於無賴拷詐其對閻院長則糾束要脅額外經費貪得無饜紀律盪然廉恥盡喪」(1950-1-28) 。
◆永遠的蔣總統﹕1950年3月
1950年3月一日﹐蔣氏正式「復職視事」﹐當天到總統府舉行復職儀式﹐攝影﹑視察。從此蔣氏成為終生總統﹐後來傳位「經兒」﹐也是一位「蔣總統」。
夾在3月1日 日記裡的剪報﹐是司法院長王寵惠出面說明﹕總統復行視事是有憲法依據﹑完全公正合法的﹐同時李副總統的代行權當然解除。另一張剪報是一篇短評﹐稱蔣氏「憂 勞為國﹐公正無私」﹐指出蔣氏當時退位是為了謀和﹐既然蔣氏拒絕召降以致和談破裂﹐則不能視事的原因已不存在。又一張剪報則報導李宗仁在紐約說﹕他仍然是 中國的總統﹐正準備回國復職﹐蔣氏的宣佈令他驚異云云。蔣的反擊則是致電李宗仁﹐以總統身份請李「代表中正訪問美國朝野從速回國」。
蔣李鬥法﹐在蔣氏3月2日的日記中有生動的敘述﹕李宗仁聞知蔣氏3月1號要復職﹐便發了一封電報說正要返國﹐意思是警告蔣氏不可輕舉妄動﹐電報上填的日期是2月28日﹔但蔣氏發現美國電報局的發報時刻是美國時間3月1日三時﹐即台北時間1日14時﹐而蔣已於當天十時復職了。蔣指出李是故意倒填電報日期﹐以示是在蔣復職前已通報即將返國﹐先發制人希圖打亂蔣的陣腳﹐可惜還是遲了一步﹐被蔣奚落為「其心勞日拙不可理喻故決一笑置之」。
四年後李宗仁被正式罷免副總統職位﹐1965年從美國回到北京﹐1969年去世。
◆「使黃種自相殘殺」
冷戰年代﹐美國為圍堵蘇聯和中國﹐在太平洋地區部署防線﹐北端就是日本﹐所以不惜將二戰敵對的嫌隙拋開﹐全力扶持日本恢復國力﹐對付共黨勢力。照說一生以反共為志業的蔣氏對此政策應該歡迎不迭﹐但出人意料的﹐他竟然不以為然﹕「美國扶助日本反共其用意乃縱日本侵華使黃種自相殘殺美國此一政策毒辣無比然其後果徒為自害害人而已可笑可痛」 (1950-6-3上星期反省錄) 。
「縱日本侵華使黃種自相殘殺」一句可謂擲地有聲。蔣氏一語道破美國對亞洲國家的分化政策﹐後來發展果然不出其所料﹕非僅繼續扶助日本牽制中國「使黃種人自相殘殺」﹐更是力圖維持中國人相互對峙﹑「自相殘殺」的局面。
6月14日日記出現「批准陳儀死刑等要務」﹐18日陳儀即在台北馬場町被槍決。對陳儀的罪狀﹐蔣氏在日記裡以嚴厲告誡的口吻寫道﹕「昨抵高雄知陳儀已於昨晨伏法槍決據報其態度崛強可謂至死不悟乃知共匪宣傳之深入甚至此種萬惡官僚之腦筋亦為其所迷妄而致於不知其有國家民族而反以迎合青年為其變節來由矣宣傳之重要有如此也」(1950-6-19)。
陳儀在1948年8月才被蔣氏委以浙江省主席之重任﹐次年試圖策動湯恩伯一同投共﹐被湯恩伯告密出賣﹐蔣氏即免去陳儀省主席職務並將之軟禁﹐隨後押解至台灣處決。
親信背叛﹐風聲鶴唳。6月21日的日記詳述破獲「新台公司間諜案」﹐令人吃驚的是又跟孫立人有關﹕此案據蔣說完全是「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同學會」的幹部所領導﹐而孫立人總部的軍法處長及其裝甲旅辦公室主任等人﹐將最近舟山﹑海南撤退以後台灣的軍事部署全部提供給共探﹐幸好尚未發出就被破獲了﹐但「可謂危極矣」。
6月26日﹐「嚴戒孫立人陽奉陰違及招奸泄機各種不法行動」﹐但表示還給他悔改的機會。6月底的「上月反省錄」又提到第三期國防工事尚未開始﹐是孫立人「荒唐誤事」﹐孫以後的日子不好過是無疑的了。
◆若不是韓戰‥‥
6月25日﹐蔣氏到南勢參觀軍事演習﹐並得知北韓對南韓宣戰﹐「如預料也」﹐即致電南韓李承晚總統慰問。26日﹐蔣氏還在日記中責怪美國不敢指俄為北韓的指使者﹐只作不關痛癢的停戰提案﹐真是「毫無道義與責任觀念」。顯然他當時尚未意識到﹕若不是韓戰爆發﹑美國作出保護台海的重大決定﹐他其後的命運將完全改寫。
美國派出第七艦隊防止共軍犯台﹐但同時亦命台灣「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活動」﹐這使得蔣氏極為不高興﹐反覆認為美國是把台灣當征服地﹑殖民地﹐是美國國務院對他的懲罰侮辱。「接杜魯門電稱已派其海軍阻止共黨台灣任何之企圖但要求我亦停止對陸上與沿海領水內之軍事行動也」(1950-6-27) 。
蔣氏抄錄了杜魯門的聲明﹕「催促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活動﹐第七艦隊將觀察此一要求是否已付諸實施﹔至於台灣未來地位﹐應待太平洋區域安全恢復後與日本成立和約時再予討論﹐或由聯合國予以考慮」﹐正是重觸了蔣氏最敏感的兩點﹕反攻大陸和台灣主權地位﹐因而感到「痛辱盡極」﹐欲覆文申明「領土完整不能因任何情勢改變」。
6月29日的日記字體異常潦草﹐可見蔣氏心情的激動。日記裡痛斥美國對華「毒辣仇恨﹑毀蔣賣華」﹐國務院的文告是故意侮辱他。更不巧的是這天還發生了一樁意外﹕朝課後忽聞空襲警報﹐後來知道是一架美國海軍飛機被發現在基隆東北方﹐美方飛機飛到台灣領海領空竟未知會﹐蔣氏認為這種態度不僅是「視我為征服地」而且是「視為敵人矣」﹗他不禁哀嘆﹕「為何上帝必須生此壞蛋而苦我中國一至於此耶 」。
◆其後
英語裡有個成語「and the rest is history 」— 意思是﹕故事說到這裡﹐以下的﹐其後﹐便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了。雖然他的世界已經天翻地覆﹐他的故事到這裡還沒有結束﹐只是我讀到這裡就決定是暫停的時候了。
蔣介石與美國的恩怨轇輵愛恨情仇﹐及至身後仍難消未了。他那受美國教育的「小留學生」妻子宋美齡﹐在他死後終老美國可能還在他意料之內﹐而他的後人在美國成家立業或許也並不意外﹔但最後日記存放在美國的圖書館任人取閱﹐則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了。
歷史其實像天道﹐是無親的﹑是某種狀態形成到某個時間就會自行發生的﹐卻常是在許久以後才顯現另一種意義﹐而且往往像是一種反諷 — 縱使歷史本沒有諷刺任何人的意思。
(2008/8/8於美國加州史丹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