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五皇子惇亲王题字送给鲍源深的折扇

家里有一幅颇有年代的名家书法，被我随意卷了搁在橱柜里，虽然没有破损但陈旧皱折，品相实在不佳，而且问题还不是出在这里——这幅字背后有个故事，我才一直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前些时结识了一位经营裱画装框店的画家曾先生。在美国能裱字画的人本来就不多，加上他本人是位艺术家，过目经手甚至收藏的字画不在少数，我便趁了请他为我裱两幅习作之便，把这幅家传的字带给他看，同时把故事讲给他听……他一听之下，直说有趣，就把这幅字为我用心地裱起来了。

就像是蓬头垢面的丫头忽然梳妆打扮起来，我细细端详这位“美女”半日，忍不住照了张相传给“海上陆公子”。他对书法的鉴赏力是我一向佩服的，之前家中寥寥几幅祖传的字都拍了照给他看过。但这一幅，我却生起个调皮的念头，想用个迂回曲折的方式跟他分享这幅字背后的故事。

既然是何绍基书赠给穆堂鲍源深，又是我家传下来而不是从外头收购的，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把字拍了照传给陆公子，附上这段话：“上海家里传下来的，多年前我回国时上海父亲给了我，刚才裱好取回。何绍基赠我的高祖鲍源深（穆堂）的字，家人竟不当回事，我也一直把它扔在一旁。你知道为什么吗？”

陆公子回：“好字！看不出奥妙在哪里。”真不愧是陆公子，如此温雅有礼，用了“奥妙”两字而不说“问题”——他当然知道我在卖关子。于是我说了这幅字的故事：

中丞公（家中长辈都以此称呼这位老祖宗）为子孙排辈，定下“孝友传家、诗书礼义”八个字；我的爷爷是“传”字辈，爸爸是“家”字辈。中丞公当然留下不少字画珍玩，但三辈、几“房”摊分下来，爷爷所得想来就有限了。爸爸是爷爷的独子，爷爷的几件祖传宝贝，爸爸大致是清楚的，无奈1949年爸爸带了妈妈、奶奶和我去了台湾，一口大樟木箱子装了一家四口的生活必需品，之外就搁不下多少东西了。所以童年记忆中，客厅挂的对联好像就只是老祖宗的那一对（不知为什么题了上款却没有送出去），和吴熙载（1799-1870）送他的一对“春花落地闲公案；野鸟啼枝小辩才”（下图）轮流着挂。

回到何绍基的那幅字。话说有一天——我猜想还是爸爸很年轻的时候，爷爷命爸爸将那幅字拿出去裱。取回来时，爷爷展卷一看之下，脸色大变。

“裱字匠欺负你年轻不懂，做了手脚了！”爷爷对爸爸叹道。

原来宣纸有一种厚的叫“夹宣”或者“双宣”，技术高超的匠人可以把纸张从中分两层揭开。传说掌握这个技术的裱画师傅可以把一幅字或画一剖为二，这种宣纸吸墨性强，墨水直透纸背，纵是下层也并不逊色，鉴定起来都是真迹。于是，艺高胆大又心怀不轨的匠人，遇上值钱的货色，就“上下其手”（这倒是个贴切的双关语），把上层留下将来当真迹牟利，下层装裱之后“还”给看不出端倪的客户。

这样的事还真给爷爷遇上了！其实，就算是行家，若只看那下层实在发现不出有什么破绽，但爷爷对那幅字想必是早已观摩得烂熟于胸，笔端墨色毫发之差便看出蹊跷来，加上见多识广，知道江湖上有这号手艺人物；可惜拿不出证据，只好当成给自己儿子的一场教训吧。

于是这幅“算是真迹但不是唯一真迹”的身份尴尬的书法，从此就被打入冷宫。爸爸当然不会把这个让他颜面尽失的“传家宝”带到台湾；而留在大陆的爷爷后来的日子过得相当潦倒，没等到爷爷死在十年混乱中，就已经一件不剩了——除了这幅字。

被打回“原籍”的爷爷惨死在乡下之后，他住在上海的女儿，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收拾了寥寥几件遗物，包括这幅字，带回上海家中。

十几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爷爷的女儿接到一个通知，说她的亲生女儿、1949年被她的哥哥嫂嫂带去台湾的，现在从美国回来了，要来寻根认亲。

这个被带去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的“亲生女儿”就是我。

之后我常回上海探望亲生父母。有一天，我的生父从旧纸堆里掏出一幅字，带些歉意地说：“经过这些年头，家里已经拿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给你了。倒是这幅字，背后有个鲍家的故事，你就带回美国去做个念想吧。”

把我带到台湾的爸爸，是我生母的哥哥、生父的内兄；爸爸和我生父两人除了这层姻亲关系，又是复旦大学的同学、好友，当年爸爸一定是把这个上当受骗的故事当成笑话讲给我生父听的；而我在上海从生父听到的版本，已经是多年后的第二层转述了，其中是否有出入或夸张不得而知，但字是真迹无误，估计年代应该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也不会有多大误差。我当时听着只觉得好玩，带回美国也就随手放进橱柜里，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前不久偶然翻出，动心起念取出装裱，才让这件一百五十年的旧物重见天日。

听完故事，陆公子告诉我：邓友梅的小说《寻访画儿韩》里就有这样一号人物。我找来小说读了，果然“画儿韩”正是此道高手，会将字画一揭为二，有一回遇上存心讹诈的骗局，这一手绝活救了他，否则就是一场既损了面子更伤了里子的灾祸。我津津有味地读完这个短篇，知道了“面子、里子”都算真迹，只是下层钤印的朱色稍微淡些。回头再摊开这幅字，朝它默默道了个歉：这些年委屈你了！

陆公子说这故事蛮好玩的，要不要写出来？我想好呀，配上原图，说不定那幅上层的“分身”就会出现来认亲呢。

字有分身，人却分身乏术。对于把我带去台湾、抚养我成人的爸爸妈妈，我是他们承欢膝下的女儿；而当年我的生母和生父把我托付给他们的兄嫂时，本以为不用多久就会重聚，万万没有料想到三十年后才得相见，而那时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大时代的动荡让我有了两对父母，他们却只有我这一个女儿。

2019年5月，美国加州斯坦福

編者按

作家李黎在伊斯坦布爾之旅中，專程前往與帕慕克小說同名的「純真博物館」參觀兩次。在帕慕克的世界裡，博物館與虛構的小說，同為一種創作的文本，李黎在其中深感傳統歷史文明在今天的「記憶」問題，變得越發突出與重要。她用足跡丈量幾個世紀的歷史長度，並在文中表達了她對文明遺產、城市歷史的價值觀。

純 真 博 物 館

文 | 李黎

（《讀書》2018年4期新刊）

或許小說和博物館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

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日出

二〇一八年的第一個月還沒過完，天氣還滯留在隆冬。我來到伊斯坦布爾，住在面對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旅店裡。深夜聽到海峽吹來的凄厲的風聲，讓我想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書中常提到的一個字：「呼愁」（hüzün）。

嗚咽的風聲不僅愁人，更帶著不祥的預兆。新聞報道著令人憂心的消息：土耳其在一月二十日發動代號「橄欖枝」的軍事行動，空襲鄰國敘利亞西北部阿夫林地區數十次，企圖驅趕庫爾德民兵；土國的地面部隊在二十一日越界進入敘利亞，二十二日炮擊多個庫爾德民兵目標……山雨欲來，烽煙四起，我和旅伴開始考慮是不是該提前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好在我最想要看的地方都已經看了。與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的小說同名的「純真博物館」（Museum of Innocence）不僅去過了，而且去了兩次。

純真博物館館徽與外觀

「純真博物館」是一本小說，同時也是一間坐落在伊斯坦布爾城裡的私人小型博物館——不要小看這個貌不驚人、名氣不大的小博物館，它可是二〇一四年全歐洲博物館年度獎的得主。

2014年歐洲博物館年度獎獎狀

並行的虛構小說和真實的博物館——虛構的人物、真實的事物，竟然用同一個名字指涉敘說同一個故事，還有比這更聽似不可能而又耐人尋味的結合嗎？虛以實之，實以虛之；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假作真時真亦假」，但反之亦如是：真作假時——真實的歷史、情景、記憶和情感，寫成虛構故事描述得引人入勝，再回過頭來用實體對象歷歷陳列，則假亦成真了。

在書寫成長年代的回憶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之外，帕慕克意猶未盡，以一本虛構的愛情小說里提到的實質物品：書中人的私人收藏，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品，當時社會的富裕和平民階層的飲食、娛樂、報紙等種種實體對象，來呈現、凝固一個作者和一座城市的記憶。

奧爾罕·帕慕克在純真博物館（來源：gat.st）

小說和博物館並行的念頭，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出現在帕慕克的腦海了。小說《純真博物館》在二〇〇八年出版，同名的博物館卻直到二〇一二年才開張，但並不表示書寫早於博物館的籌建。帕慕克說：「在寫小說《純真博物館》時，我想著博物館；在建造博物館時。我想著小說。」

《純真博物館》英文版和中文版（原文為土耳其文）

實際上，帕慕克是同時開始構思小說和博物館的，而且也在小說中不斷「預告」著博物館的出現。故事的開始頗有言情小說的味道：出生在伊斯坦布爾一個富裕西化家庭的少爺凱末爾（正巧與土耳其的「國父」同名），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愛上了一個家境寒微的遠房表妹芙頌。當時他已經與一個門當戶對的富家女訂婚了，卻妄想腳踏兩船享齊人之福，直到芙頌憤而離去嫁人，凱末爾才意識到他對芙頌的愛有多深，以及他犯下的大錯：在那個年代的土耳其（甚至現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他輕率地獲取少女的貞操卻不明媒正娶，等於是毀了她的一生。之後漫長的九年里，凱末爾不求回報地苦苦追求、陪伴芙頌，百般討她歡心；而她多半冷淡以對，偶爾假以辭色，凱末爾就會欣喜不已。許多個夜晚，他下班後就去芙頌家陪她和家人吃飯、看電視，有時陪她（和她丈夫）坐咖啡館、看電影、逛街，甚至砸錢給她丈夫成立電影公司；同時悄悄收藏心上人曾經碰觸過的東西，聊作慰藉。他收集了她日常生活中的許多物件——耳環、小擺設、鹽瓶、鑰匙、洋裝、玩具，甚至她吸過的煙蒂……每一件大大小小的東西背後都有故事，都牽絆著他與芙頌共度的點點滴滴時光。最後芙頌永遠離開了，凱末爾便把芙頌的舊居買下來，設立了一間博物館，把這些上千件的紀念品陳列出來，自己住在頂樓「睹物思人」，陪伴這些對象和記憶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一樁以輕率交歡開始的情事，竟然以一座豐碑結束，不能不說是一則少見的傳奇故事。

虛構的芙頌的駕照（照片有意模糊了）

芙頌的裙裝和首飾

芙頌的高跟鞋和虛擬的皮包

4213枚芙頌在九年里吸過的香煙

幾乎每個煙蒂都有說明

在現實世界裡，帕慕克早在一九九八年就買下了他第一件最重要的收藏品：伊斯坦布爾城裡庫庫爾庫馬區一間有一百二十年歷史的房子，後來就化身成為書中芙頌的舊居和這座博物館。接著他開始搜尋那些住在這棟房子里的人（小說中的虛構人物）在那段年代（主要是七八十年代，但仍可以上溯六十年代、下達世紀末）生活中會用到的東西：陶瓷和玻璃器皿、廚房用具、客廳的小擺設、酒瓶、鑰匙、時鐘、香煙盒、首飾、日常景象的相片；後來還加入他自己家族的紀念品、老照片、剪報，甚至無中生有但完全可以亂真的品牌手袋和飲料、證件、廣告片……他走在伊斯坦布爾的大街小巷裡，在跳蚤市場、二手書店搜羅舊貨，在親友家中翻找舊藥盒、煙灰缸、清真寺相片、身份證和護照相片。這時，他意識到為一座博物館搜集工藝品，和為一部小說收集素材，其實並沒有太大區別。因此他說：「或許小說和博物館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凱末爾從芙頌家「偷」來的小擺設

芙頌家浴室的洗臉盆

在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一書里，他用了大量的這個城市的老照片，多半是他的朋友、攝影家古勒的作品，有當代的，也有珍貴的舊時影像，其中許多張也展示在博物館的櫥窗里。帕慕克喜歡這些老照片，不僅因為那是他的童年記憶、他的鄉愁，而且圖片本身都非常美——美好地保存了這個城市已經或者即將失去的面貌。我發現收在《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書中帕慕克自己和家人的一些陳年照片，竟然也出現在博物館的收藏里，不過這並不會破壞展品的「虛構性」，因為帕慕克本人也是小說里的一個重要角色：他的身份是凱末爾的朋友，凱末爾為他口述了這個愛情悲劇，由他在凱末爾死後書寫出來。

 

帕慕克一家的照片也成為陳列品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英文版書影

「純真博物館」坐落在一條方塊石砌的小街上，連地下室共有五層樓。第一層是入口、導覽和整面牆的煙蒂（四千二百一十三枚芙頌在九年里吸過的香煙，很多上面留有她的口紅痕印）；第二、三層是對應書中每一章內容的八十個大大小小的陳列櫥窗。頂樓第四層是主角凱末爾的卧室；而牆上的櫥窗里則放著真實世界中這本小說各種文字（近四十種）的版本、小說手稿、作者親繪的櫥窗設計藍圖等等。地下層是出售紀念品和相關書籍的小店，兼賣咖啡。有講解耳機出租，帕慕克也擔任講員，可以聽到他錄下的聲音。

帕慕克的手稿

像多半的博物館一樣，這裡也需要買票入場，但出示「純真博物館」這本書的訪客免費。書里印有一張入場券，售票員會在那上面蓋個紀念章。可惜我的是電子書，可以免費入場但無法蓋章。

明明是一個虛構的而且有些俗套的愛情故事，寫得煞有其事不說——這是好小說該具備的條件——還在書里處處點出提醒這件或那件東西都已經收集起來存放在博物館了，不時催眠似的暗示著讀者：確有其人、真有其事。我讀小說時常提醒自己不要「上當」，到了伊斯坦布爾，同行的旅伴笑我專程尋訪博物館就表示我「上當」了。其實我很清楚：劃清虛構和真實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了，我對照閱讀虛構小說《純真博物館》和非虛構的回憶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將二者交相驗證，我感受到了帕慕克真正想要表達和保存的是什麼。凱末爾和芙頌是否真有其人或原型是誰已無足輕重；重要的是通過那條虛構的故事線，串聯出的這些作為記憶載體的實物，去認識一座城市的歷史，一段國家民族的興亡盛衰，一個作者關於他深愛的城市的記憶。這些，才是最重要、最真實的。

凱末爾在博物館這間小閣樓里度過餘生。解說（右圖）：「2000到2007年間，凱末爾住在這間屋裡，帕慕克坐在這裡聽他的故事。凱末爾在2007年4月12日去世。」

兩度造訪「純真博物館」，第一次跟幾個友人一道，不免分心也稍嫌匆促；第二次有了心理準備，慢慢地，一個章節、一個櫥窗地細看，而且仔細聆聽帕慕克的解說，或者聽他念一段相關的內文，身歷其境的感覺就更強烈了。「博物館」沒有窗戶，感受不到外面的真實時間，更容易走進櫥窗里的另外一個世界。耳機里的背景音效是時鐘的嘀嗒聲，牆上印著有關於「時間」的語句；從透天的四樓旋迴樓梯空間直看下去，可以看到最底層的地板上畫著象徵 「時間」的漩渦形圖案——時間無所不在：愛情、死亡、記憶、追悔，時間誕生一切也摧毀一切。一千五百九十三個夜晚，痴愛著芙頌的凱末爾逗留在她家裡，伊人可望卻不可及，但只要能在她身畔目睹她的一顰一笑，也感受到深深的快樂；而在永遠失去她之後，他必須把這些點點滴滴的快樂串聯起來、保留下來；他認為點滴的時光串聯成線就是時間，而這些櫥窗和裡面的每一樣與記憶有關的對象，就是時間的凝固、快樂的保存。唯有如此，凱末爾才能在沒有芙頌的世界裡孤單地活下去。

從四樓看下去，底層的「時間漩渦」

時間無所不在

是巧合還是有意？芙頌的名字Füsun和「呼愁」hüzün——土耳其語的「憂傷」，念起來非常相近，至少是押韻的。「呼愁」原指一種心靈深處的失落感；帕慕克更進一步以深沉的歷史感詮釋這個字：「呼愁」是他自小就感受到的那份在鄂圖曼帝國消亡之後，伊斯坦布爾這個古老城市的美麗與哀愁。曾經叱吒歐亞大陸幾個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到了二十世紀初變成負傷垂死的冬之獅，幾乎被幾個新興大國大卸八塊殘酷瓜分，幸而他們的民族英雄凱末爾將軍，以超凡的軍事和外交力量，保存了現在土耳其這塊土地，成立共和國，免於亡國滅種的悲慘命運。所以但凡我們接觸到的土耳其友人，提到「阿塔圖克」（對凱末爾將軍的尊稱，意為「土耳其的國父」）無不充滿由衷的敬意；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事業有成的女性朋友們，都說若不是阿塔圖克的政教分離遠見，今天的她們怎能拋頭露面、享有追逐夢想的自由？但是眼看包裹嚴實、蒙面只露一條眼縫的身影日益增多，她們對難以預知的未來有著憂思和不安。

塔克辛：帕慕克/凱末爾家的所在地

帕慕克/凱末爾的家就在這條街上

我住在歷史悠久的伊斯坦布爾希爾頓酒店，恰巧也是小說里重要的場景之——凱末爾豪華的訂婚宴在這裡舉行；他與芙頌夢寐以求但永遠無法實現的婚禮，原本也計劃在這裡舉行的。這裡離帕慕克的舊居（帕慕克家族的公寓，以及隔壁那間小說里男女主角的「愛巢」）不遠，走路十幾分鐘就到。我也到那條街上漫步，找到他在書中提到的公寓；還在街對面一家小餐館的路邊座吃了簡單的午餐，喝了一杯土耳其紅茶……那一帶是新城區，也是高級住宅區，地勢和房價都高；而「純真博物館」，也就是小說女主角芙頌的家，位於偏西南角庫庫爾庫馬區，地勢低下，道路狹小曲折，崎嶇不平。男女主角的社會和經濟地位的差距可以實地感受體會。（不過無論在哪一區，散布全城的三千多座清真寺，都是一天五次、沒有差別的以高分貝喇叭召喚禱告。）

帕慕克/凱末爾家對面的清真寺

芙頌家/博物館前的小街

作為一個對歷史和社會課題敏感的作者，帕慕克用小說點出了上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土耳其社會的貧富不均，政變頻仍，以及男女的不平等、對女性片面要求「守貞」的種種現象。小說主角富家少爺、花花公子凱末爾，一開始對美貌的小家碧玉芙頌並不認真，但在芙頌離他而去時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才開始漫長的懺悔贖罪之路，以至於放棄一切，甚至窮其一生，苦苦追尋這份情愛，悉心保存愛人的記憶。他長久的執著與深沉的哀愁，到後來已經遠遠超過一般言情小說的分量；當「博物館」的意念出現時，我們知道，凱末爾——不，帕慕克，要呈現的已經不只是一個故事，一段文字，一對情人；而是一個時代，一座城市，一段歷史；為一個已經形成和將要形成的流逝時光和廢墟造像。

在現實世界裡，帕慕克是如此深愛著他的伊斯坦布爾，而這個城市的記憶正在隨著時間逐漸消逝。痴心的帕慕克，猶如痴情的凱末爾，用他那般有力的文字描述猶嫌不足、猶恐不夠，還建立了一個與抽象的文字完全不同的實體展示，因而同時孕育了博物館的大膽構想。然而當博物館於二〇一二年開館後，帕慕克意猶未盡，意識到還需要一份目錄，來闡釋這些他殫精竭慮打造的玻璃展櫃和展品，因此他又創作並出版了《純真物體》（The Innocence of Objects）一書。可是故事還沒完呢：最後還加上了活動影像（電影）的另一種視覺補充——二〇一六年又出現了第四件「純真」作品，那就是英國導演格蘭特·吉（Grant Gee）導演的紀錄片《純真記憶》（Innocence of Memories）。電影的旁白敘述者是小說里另一個虛構人物：芙頌的芳鄰、閨蜜埃拉；帕慕克安排她離開伊斯坦布爾十二年之後回來，回到和芙頌一家合租的老房子，發現已經變成博物館，而伊斯坦布爾這個城市的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這個「外人」角色擔任了時光流逝的見證者。

電影《純真記憶》（Innocence of Memories）海報（來源：kulturcinema.ch）

對社會和歷史的反思也為帕慕克帶來麻煩。二〇〇二年他出版了一本深富爭議性的小說《雪》，涉及他多年來不斷敦促土耳其政府和人民反思奧斯曼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歷史，以及土耳其對少數民族如庫爾德族的鎮壓，以致遭受到來自國內各方面的攻擊和威脅，甚至被告上法庭，險些有坐牢之虞，連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都消弭不了極端勢力對他的仇視。二〇一六年的流血政變，更使得安卡拉政府加強了對各個方面——包括文化、學術和輿論——借「反恐」之名的鉗制。

「卜茶」大排檔

就在建起博物館的同時，帕慕克開始動筆寫一部描述城市底層的小說《我腦袋裡的怪東西》（A Strangeness in My Mind）——許多個晚上，他漫步在城市中心相對貧困的小區，進而查訪體會那裡靠體力幹活的外來人口，寫出了一個早年從外地來到伊斯坦布爾辛勤地生活、工作，每晚挑著擔子在街頭賣傳統飲料「卜茶」（boza）的小販。因為這個人物，我也特地去嘗了「卜茶」：一種用麥子發酵釀製的濃郁微甜的飲品，可惜不是跟街頭小販買的——現在已經幾乎見不到這樣的小販了，而是在伊斯坦布爾亞洲那邊的農漁市場，一間有兩百年歷史的茶點鋪子里，舒舒服服坐著喝的。在啜飲著這杯很可能即將隨著「現代化」而消逝的傳統飲品時，我忽然領悟：這整個城市，也是一座博物館——記憶的博物館，就像「純真博物館」那樣。

《我腦袋裡的怪東西》（Penguin Random House，2016）

帕慕克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的一段話，讓我想到我喜愛的城市也無一不在消逝中，以致我依附其中的記憶亦將隨之隕落：「當我們遇到某件美麗或有趣的東西時，有多少是因為城市本身，有多少是因為我們的鄉愁？如果沒有記憶的輔助，一座城市的美麗和有趣是否會有所減損？當高樓、橋樑、廣場都被夷為平地時，我們的記憶是否隨之隕落？」

是的，當城市的歷史地標一一被夷平，被「現代化」的龐然大物取代，這個城市將怎樣維護她純真年代的記憶，將怎樣講述她的歷史、她的故事？一座沒有記憶的城市是最單調無趣的城市，與沙漠無異；一個漠視甚至主動摧毀珍貴的歷史遺產的城市，是最可悲的自願失憶症患者。

當我乘坐的飛機從伊斯坦布爾阿塔圖爾克機場起飛升空，俯視這座世間獨一無二的橫跨歐亞大陸的城市，我的心中浮現那些遙遠的、寄託了我的私密記憶的城市，以及那座承載了我的身世、情感、家國和憂思的一切記憶的無形的博物館……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有的，那座純真年代的博物館。

（二〇一八年一月寫於美國加州斯坦福）

 

 

 “世上只有两种人：到过泰姬陵的和没到过泰姬陵的。”

这是我的印度导游的名言。

从第二种人变成第一种人的机会终于盼到了。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从新德里搭乘六点钟的头班火车去阿格拉——这一天不但要看到泰姬陵，而且要赶在每天平均两万五千名游客的前头，才可以安静从容地看她。

门楼外小贩早已严阵以待，一拥而上兜售小模型、图画照相、镶嵌大理石片……这些早已见过无数次的仿制形象。出生在印度孟买的英国作家卢西迪，就写他初访泰姬陵之前犹豫再三的心情，为的正是担忧读过见过太多二手的描绘与复制，一旦面对本相，是否仍然能维持欣赏的纯粹?正如张爱玲的话：“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对世界名胜古迹亦复如此，铺天盖地而来的仿制品先入为主，很可能扭曲甚至玷污了原不该预设成见的第一印象。我其实亦暗暗怀有这份忧虑，迢迢万里来见泰姬陵，一见之下会不会大失所望呢?

结果证明自己是多虑了，只因我低估了美的力量——美好的原典是不会被拙劣的或“乱真”的仿制赝品破坏的；甚至因之反而会令人更加惊艳。连最善用文字的卢西迪，亲眼目睹泰姬陵之后也承认词穷：“泰姬陵的美是文字也难以描述的，只能说，泰姬陵大概是最美好的事物了。

关于泰姬陵的故事，即使未到过的人大约也耳熟能详了：三个半世纪前，印度蒙兀儿皇帝沙加汗，决心为他难产而死的爱妃蒙泰兹建一座“举世无匹”的陵墓。他动员了两万人工，从国境内外搜罗进口无数建材珍宝，耗时二十二载始建成；旋即遭亲生儿子篡位，生命中最后八年被囚禁在泰姬陵畔琼那河对岸的“红堡”中，朝夕隔河遥望自己毕生最伟大的爱之杰作……泰戈尔的诗句把她比喻作“一滴爱之泪珠，永恒不灭”——从远处看泰姬陵那尖顶圆身的主建筑穹窿，还真像一滴巨大的水珠呢!

沙加汗原想在河对岸为自己建一座黑色大理石陵寝，与泰姬陵一黑一白交相辉映。成为儿子的阶下囚后自然无法实现心愿了，死后棺椁就被放置在爱妃的棺旁。泰姬陵的建筑章法，自外到内从巨到细无一处不讲究对称均衡之美，却被始料未及的沙加汗自己这具棺椁破坏；这最后一记败笔实在是既讽刺又无奈，却也像冥冥中的昭示：毫无缺憾的完美毕竟是不可能的吧。

导游指给我看：沙加汗的石棺上有石雕的墨水瓶，蒙泰兹的没有——只有男性是书写者，他理所当然地说。

 

我请那位满腹格言名句的导游去大门口等着，我需要一段时间独自走走。缓缓绕行在还不曾被晒烫的平台上，赤足踩着拼成黑白图案的大理石，我从四面八方每个角度仔细看她，试着分析为什么泰姬陵的美特别令我感动。其实在初见她时我便已隐隐明白了，只是还没来得及把这层道理梳理出来而已。

世上所谓伟大的建筑，几乎全是震慑性的——即使不带侵略性，也是傲岸的、炫示的，亦即所谓阳刚的。泰姬陵是少有的例外，整个的是女性美：造型线条柔和饱满，洁白，高雅，温柔而又宽宏；尤其难得的是可亲——见她不需要跋山涉水，也没有险峻费力的攀登；她与周遭环境和谐地相依相容，任天光云影映照她的颜面和面前那方水镜。

待到黄昏时分，我走进河对岸的红堡，从据说是沙加汗临终的八角形房间遥望她，无论背影、侧影都同样地美好无瑕，此刻在夕阳返照中微带金泽——泰姬陵的神奇在于她的白大理石穹窿会随天光时辰变幻色彩；可惜我未能逢上月圆之夜，见过月光下泰姬陵面貌的人对我形容：当月华泼洒在平台上，各色镶嵌宝石的反光映照得整座泰姬陵闪烁璀璨，而次晨日出时分又渲染成粉红的酡颜……

泰戈尔咏叹泰姬陵以她“寂寂的美丽形式”俘获了时间，征服了死亡：“虽则帝国崩坍向尘埃，多少世纪消失在阴影里，那大理石却依旧向星空叹息：‘我记得’……”

然而战胜时间与死亡两大敌的美丽，却险些毁于伧夫之手。据说一百多年前大英帝国殖民总督班亭克，曾经考虑过拆解泰姬陵，把大理石运到伦敦一块一块地拍卖，比修葺维护合算。还好印度没有干下这等焚琴煮鹤的蠢事。

不过对于这么一座观光收入可观的大宝库，他们却也毫不讲究门面；通往泰姬陵只有一条窄路，两旁垃圾堆成小山，胡乱搭的帐篷里住着人家，帐外破布招展，裸身的小孩向过往车辆亲切挥手。我无意间瞥见一个小女孩的笑靥，在凄惨肮脏的贫窟里如瞬息绽开的一朵花，其后每当我想着泰姬陵的风姿容颜，这个瞬间的画面也时隐时现。美的事物总伴随着悲哀，却是因为种种不同的缘故啊。

少年時讀泰戈爾的詩，只覺得滿篇哲理格言，卻少有景象的描繪，從文字裡提取不出顏色來。那時雖知道他是印度人，反而感到比地理教科書上寫的更遙遠。

多年後看到薩耶哲．雷的電影，畫面是素樸的黑白，背景音樂卻是豐美得簡直色彩繽紛─然而還是無法捕捉。我知道印度是個充滿顏色的地方，那些顏色需要親身感受體驗，無法靠想像或文字的形容，連色彩圖畫甚至電影也不夠。一如氣味。

身臨其境，首先體驗的便是氣味：塵土，動物，人，咖哩，香料，燃燒的木材和橡膠，垃圾，糞便，空中和地上殘留的雨季……

鋪天蓋地的氣味可以慢慢習慣，無時無處不在的色彩刺激卻是持續的驚喜。印度染料的色澤天下第一，顏色的名目可能多如他們印度教數以百萬計的神祇，卻也得要有如此好色的民族來使用：不論老少男女、赤貧鉅富，身體髮膚、衣履飾物無一處不可著色。紗麗的圖案鑲滾配搭更是美不勝收，歐 美那些所謂名牌時裝，在盛妝印度女子面前也要黯然失色吧。便是田間做粗活的貧家女，衣著依然明豔潑辣，紗麗巾帶飄飄、蓮步嬝嬝婷婷。有個印度人對我說：「正因這片土地太貧瘠了，才要鮮麗的衣裳點綴。」其實豈止衣裳呢，連他們的動物都色彩鮮明：藤籃裡花紋斑斕的眼鏡蛇、散步的孔雀、聖牛、猿猴、綿羊與駱駝……就算灰溜溜的大象也被塗抹得驚紅駭綠，再加上節慶時五彩繽紛的琅璫披掛，整個的簡直美得妖氣。

乍看之下印度令我聯想到埃及：人的膚色，遠處壯麗輝煌的名勝與眼下的貧窮襤褸，聒噪的小販，甚至那些軟爛髒極的小額鈔票……再看就發現差別了：今天的埃及人與他們的古蹟已經毫無瓜葛了，去埃及除了訪古還是探古；而印度是幾千年下來沒有斷層的，今天的印度人與他們的名勝古蹟、他們的神祇、他們的恆河都還有關聯，甚至仍是一體。

說來慚愧，印度跟我們做了幾千年的鄰居，對她的了解實在不足。佛教的語言和藝術雖說早已深入我們的生活，親眼去看才發現衍生與原型的巨大差異，同時依然有份難言的親切。電影裡看印度人的生活起居是異國情趣，身歷其中卻又有另一番感受了。頭等火車廂裡鄰座穿西服的男子，用餐時還是以手撩撥抓食，用指尖摳著蘸醬，滴滴答答地甩落，教人恨不得遞給他一只湯匙。然而看到滿街 Coca Cola 的廣告，又寧可他保持抓食的習慣也不想看他往喉嚨裡猛灌可樂。若再不經意聽到英國人、美國人居高臨下的挖苦，心理上立刻就站到老鄰居這一邊了。

商店老闆的推銷本領走遍天下都差不多，印度人卻特別會花言巧語：「帶著它跟隨你回家去罷，為你的記憶之巷增添一樁美好的紀念……」諸如此類的詩意語言。每當我客氣地說：「我真的不想買，請不要浪費你的時間。」回答卻又充滿幽默感：「不要緊，在印度有兩樣東西是用不完的：時間，和耐性。」有的還加一句：「你從未看過印度人發脾氣吧。」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商店，卻像同一個師傅教出來的哲理對話。

對，他們不發脾氣，只是用又深又黑的眼睛悲哀地看著你，很宿命似的。連乞丐也如此。比起世界上觀光客密度高的地方小偷扒手強盜之活躍，印度其實算是很安全的。他們不強求。

清晨趕去火車站，從五星大旅店出來轉個彎，就看得見路邊小棚裡影影綽綽全是人─幾代在街頭帳棚露宿的人。棚外地上生著火爐，幾人圍蹲著，像是煮著煎著烤著食物，煙熏火燎攪著晨霧，又是烏煙瘴氣一天的開始。夜晚回來，火車站已成了大統艙，下腳再小心翼翼也處處踩到人。求乞是祖傳行業，一輩子沒見過那麼多乞丐，那麼多肢體殘缺渾身疫病的同類，駭人地竄現到眼前來。「沒有希望的土地啊，」一位作家朋友去過之後給我的信中這樣寫著。

可是這塊土地出過佛陀，我說。是有一種比希望更高的、一種超越俗世的精神層次吧─西方人格外覺得神祕難解的東西，殖民了兩三百年還是弄不懂。聽過不止一個英國人說：「不知什麼緣故，在印度時百般不耐，離開後卻一直想再回去，印度有一種魅惑力」─其中一位用了「spell」這個字。那時以為是西方人、尤其是老殖民主義者，對所謂神祕東方的一廂情願。而今我也隱隱懷疑：或許這些顏色真的是一種符咒，是美好極樂世界閃現給人們預告的一瞥，使得現世生命的種種醜惡與不快堪可忍耐……

初音

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我二十岁那年。

那年我认识了在台湾大学同一个校园刊物里发表文章的A。不久我们成了好友，我问起他的一篇给我印象很深的文章，里面写到一个女子，他和她在黄昏的草地上抽烟，谈人生、谈文学、谈远方……不像散文却更不像小说，令我对文中的那个女子十分好奇。 A说这个女子是他从小认识的邻居，去年去了西班牙，时不时还有信给他。哪天若是回来台湾，他会介绍我们认识。他给我看她寄自马德里的信，极薄的航空信笺上面是一排一排奇特的、像被风吹倒的方块字，整齐划一的以同样的角度朝右边倾斜。

他们黄昏时分散步谈心的那个草地——那片草场，其实当年是台北一个尚未开发的公园预留地，后来建成了“荣星花园”。荒芜的草场却并不荒凉，草木扶疏，非常适合散步，尤其是夏天的黄昏。我在认识A之前，家住松江路，也常跟朋友就近过去散步。多年后有次跟白先勇提到，他说他当年也住松江路，比我家偏南些，也常去那里散步的。他当然也认识甚至熟识那个女子——因为跟我一样，她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发表在《现代文学》。后来白先勇还把这几个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间的“散步人”在他的文章“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里提起。 算算年代，那时我们彼此都还不相识，散步的时间也都没有重迭；但在我的想象里，那个公园那片草地，该有一些记忆的小草，见证过几个在茫漠时间里一双双的脚步……

我和A大学毕业那年，她真的回来了。A带我去她的家看她。他们两家认识又住的近，A从小跟着邻居小孩叫她“陈姐姐”，清楚的记得陈姐姐穿着漂亮的裙子，对小朋友非常和气，给他们看美丽的画片。长大之后A便直呼其名：陈平。她却要我称呼她的英文名Echo。

Echo

刚从第一次的西班牙之旅回来的Echo，直披的长髪，浓黑的眼睫毛，上身罩着套头的西班牙披肩puncho，充满那个年代少见的异国情调，像一股扑面而来的海风，带着迷人的远洋和自由的气息。她的房间里最触目的是一截路上捡来的枯树枝，枝桠上点缀着小饰物；她给我看她从西班牙带回来的小东小西， 我被她的旋风刮得目眩神迷，至今犹记得她给了我一个空的雕花玻璃小香水瓶，瓶子里依然遗留的香气……

她似乎有一种魅力，让我觉得她跟我说话是在交心——“将我心换你心”，她立即成了我少女年代的朋友。多年后她在给我的信里写到，还记得我“穿着牛仔裤去（书店里）翻字帖的样子”；我记得的是陪她到她家附近的小店印名片，她低着头仔细的、一笔一划工整地写下英文名“Echo”，然后抬头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真的很美：希腊神话里的回音女神。

也像一股旋风一样，她说就快要结婚了，领了我和A见她的未婚夫，去他们正在布置的新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用空心花砖和原色木板搭成的书架，让我觉得书架就是要像那样的才有味道（后来我在美国第一个家的书架，就是用空心花砖和木板搭成的）；还有墙上贴的艺术海报，当然还有一大截枯树枝。她说婚礼上要我做她的伴娘，我受宠若惊却隐隐感觉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吧，果然我的直觉没有错，她结果没有找我做伴娘，但我和A当然都参加了那次婚礼。

之后没过多久，我在上班的地方常接到她的电话。才新婚就发生了许多令她忧烦伤心的事，她说了很多但似乎怎样也说不清；正在服兵役的A周末回家时也会听她诉说，但我们都那么年轻，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的问题、怎样安慰她。那时的我对人生知道的太少，对友谊也是，即使彼此交了心，在遇到大痛的时候，受伤的心只能自己捂在胸口，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不久我和A就去了美国，后来听说Echo也离开台湾了，“回去”了她的西班牙。在那里，她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与美丽的Echo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的新名字：三毛。然而当我读到那个陌生名字写的关于一片遥远的沙漠的故事时，我知道那一定是她，不可能有别人。

擅长说故事的Echo，用她那生动、美感又形象（她自小就受过绘画训练）的文笔，说了一个又一个迷离魔幻的远方的神奇故事，就像我初见她时感受到的那股席卷而来的异国的风，挟带着无边的大海和大漠的自由气息；在那个尚与外界隔绝的封闭年代，她的故事打开了多少扇渴望广大世界的眼睛和心扉，无人可以估计。她替代了无数想要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或者彳亍在莽莽大漠中而不得的人，走了一趟又一趟美丽曲折又痛苦的冒险之旅，圆了他们的流浪之梦；他们可以在家中舒适地读她的远方故事，欣羡她的勇气和际遇，还有异国的恋情 ——直到她的充满戏剧性的大难一夜之间扑来。却是在那之后，她自身的悲剧造就成了一则更大的传奇。

回音

二十年前的夏天，我和A趁着去西班牙南方旅行之便，应一位曾在A的实验室做过博士后研究的西班牙女医生南达•鲁薏莎之邀，飞去她家所在的西属加纳利群岛。虽说是去Las Palmas大岛看望几年不见的南达，其实心底深处有一个影子：曾经住在那里的Echo。虽然她早已不在那里了——也已经不在人世了。

作者在寻找Echo的旅途

1979年，原已在几个邻国势力的干预或支持下的沙哈拉威民族独立运动终于获得联合国承认，西属沙哈拉脱离西班牙获得自治权成为“西沙哈拉”；政局动荡兵荒马乱之际，Echo和她的荷西离开了沙漠，搬到一海之隔的西属加纳利群岛的大岛Las Palmas上。才住下不到一年，荷西便出了意外离世，Echo却还是在那里断断续续又住了七年（她说，因为“我只是舍-不-得-离开”），最后为了父母亲，才永远离开那块伤心地迁回故土，台湾。

我去加纳利Las Palmas大岛寻访她的故居时，当然知道即使找到，也早已人去楼空；却又想着既然都在同一个岛上了，寻访也好凭吊也罢，心中响起的一句话还是Echo在一封信里写的：“为着我的心。”

结果二十年前的那趟加纳利之行却成了一次惆怅之旅：故人已辞世，她的故居遍寻不得；临上飞机离开之前，南达开着车还在热心的帮我找，当时那份焦急和懊恼，至今记忆犹新。

我本以为自己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Echo 的好友丘彦明，曾经在1981年去岛上探望她，在她家住了两个星期。之后彦明把那段日子的点滴回忆细细写成深情、生动又感人的“加纳利记事”，收在文集《人情之美》里。我动身去西班牙之前写信给定居荷兰的彦明，请她给我Echo在岛上旧居的地址，说或许能有机会去看一眼。彦明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也真亏她一贯的心细如髪，尽管她离国成家、无数次的迁居移徙，十几年前那趟旅行的地址竟然还留着！

我去加纳利的那个夏天，距离Echo去世已经有六年多了。心里多少觉得自己有点傻，物是人非，那房子还有什么可看的呢？甚至潜意识里或许并不忍去面对吧。但是万里迢迢，我竟到了那处她生命中大失大恸的地方，她依依落脚又心碎离去的地方，我又怎能不看一眼？

我和她已有许多年不见了——在她成为“三毛”那个传奇人物之后，我们的人生之路就不再有多少交集。但多年后在我自己面对丧子之至痛的日子，跌伤不久还在休养中的她一听到消息，不顾家人劝阻说我们这边已是深夜，立即从台北给远在圣地亚哥的我打了越洋电话。深夜里听着她细而柔的声音，与二十年前我们初识时一样，虽然声音里的焦急和痛楚是那样真切……她的焦急和痛楚中几乎带着忿怒，而她的忿怒是来自对残酷命运的无可奈何与无从抗争。后来她给我的信里也尽是这样的情绪。“将我心换你心”，此时此际我才真懂了。

读着她其后给我的长信，我知道，自己将会永远的感激她对我剖开的心。当我试着以文字书写疗愈伤痛时，我常想到她；我的“悲怀四简”的第三简就是写给她的。五年后，当我走出悲怀、迎来新生命的时候，她却已经选择离开这世间三年多了。我还是又给她写了一封信，一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书简。我依然当成她是可以读到的——我们之间的结缘，其实依靠文字远远多过执手面对的交集。而这“文字”是属于彼此的私密话语，不是公众的——她说过：“书中的我，无所不在，也根本全然不在。”

在Las Palmas大岛上的那几天，每到一处地方，我常会不由得想到她，感到与她久未有过的接近。尤其当我去到一处叫做“更多的鸽子”Mas Palomas的地方，一处有着一望无际的起伏沙丘的海边——真是难以相信身在大西洋的海岛上，竟有那样无止境的蔓延的沙丘！要不是面对着大海，真会以为到了Echo笔下那处让她魂牵梦萦的沙哈拉。这里的沙正是隔着海，从非洲大陆那处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吹过来的。我在沙丘上坐下来，体会沙的那种水质的柔软与土质的坚韧，巨大无比的包容与沉陷溺毙的恐惧……

在一种像是回应呼唤的心情里，我交给南达那个彦明给的地址，请她带我过去。南达看着纸条上的那行字，愣了几秒钟，才带着忍住笑的古怪表情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住址！这是一个邮局信箱啊！”

我也愣了几秒钟，然后跟着她神经质的大笑起来。在那一刹那，我脑中闪过Echo豪放大笑的模样。

原本也不是十分迫切要寻访的心情，这时虽然感到失落，还是放下了 ——想想那就算了吧，何必强求呢？倒是南达激起了好奇心，不断追问我这位嫁给西班牙人的朋友的身世来历，她才听了我简短的叙述就已经大感兴趣。等到要离开的那天， 南达要送我们上飞机之前，还坚持试试运气，去到那个邮箱所在的名叫Telde的小镇，带我去到那附近打转。我凭借彦明“加纳利记事”里依稀的信息：滨海的社区，有许多漆着白墙的平房，狭窄的石板路，深褐色的大门，门牌是21号，大门里一棵茂密的相思树，房子背后的落地大窗面对大海……试着提供南达一些蛛丝马迹。车子开过不知多少弄巷，也看过好几个21号门牌的房子，然而都不像。南达甚至逢人便问：是否知道一个曾经住在那附近的中国女子？得到的都是茫然的摇头。

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社区，根本就不在那一带；也许时隔多年，已经没有人记得她了……总之是完全不得要领，最后我们都决定放弃，直奔机场。当时心中的遗憾之感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惘然。 Echo之于我，是最初的那个与我交心的朋友，是我遭逢大难大恸时对我诉说她自己的大难大恸的人，而不是那个笔名，那则沙漠或者加纳利的传奇。

问不出任何头绪的南达，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失望地说：在这里，看来已经没有人记得她了。

南达错了。

回音，回音

南达又通过脸书，寄来了几张照片和剪报。

那年寻访不到Echo的故居，南达送我上飞机时答应过我：在她居住的加纳利群岛上，“如果有关于你的朋友Echo Chen——或者Sanmao——的消息，我一定告诉你。”我以为她只是说说安慰我而已。

但南达没有食言。二十年了，这名西班牙女子还在继续履行她对我的承诺。她让我知道：那个——或者说那两个——曾经短暂生活在那里（其中一个还长眠在那里）的人，不但没有被遗忘，还不断的有记忆的贝壳堆积成他俩的精神的纪念碑——甚至真正实质的纪念碑也被竖立起来了。

三五年之前吧，南达非常兴奋的告诉我：她有一位好友经常去La Palma小岛探望母亲、给亡父上坟，有一天在父亲的墓园里发现了一座非常特别的“一位中国女作家和她的西班牙丈夫”的双葬墓。南达立即知道那必定是Echo和荷西的墓了，她便请这位好友下次去时务必拍下照片。

荷西墓园

据南达的好友说：在La Palma小岛的一座安静的墓园里，一个原本被遗忘了二十多年的西班牙男子的墓，在他的妻子——一位中国作家——的骨灰来到之后，被一起移到一座“双墓”去。墓碑上只有简单的三行字：他的全名 Jose Maria Quero Ruiz，生卒日、月、年（9日10月1951-30日9月1979），第三行却很特别：“Echo陈的丈夫”。

荷西墓

这里顺便一提：关于荷西的全名，荷西•玛丽亚•奎罗•鲁意斯Jose Maria Quero Ruiz——“荷西”当然是他的名，而“玛丽亚”也是他的名，西班牙男子在阳性名后还有一个阴性名并不少见。（Echo平日称呼他是两个名一起叫的，在她给我的信里提到荷西也都写“Jose M-a”。）“奎罗”和“鲁意斯”都是他的姓，但后者只在这个墓碑上见到，可见很少用，估计是母亲的姓氏。西班牙人名传统上有两个姓，分别源于父母的世系，一般都是父姓在先，母姓在后；父姓为主，母姓可提可不提。

这座荷西与Echo的合葬墓座落在一道壁葬墙里，下方有一个玻璃龛，据说是一位匿名的华人捐置的；龛里放置着两人的照片，照片前有许多写了字的纸条和小石头，上面的字西文中文都有。想要致意的人，可以请管理员打开锁住的龛门，放进自己的留言。壁葬墙侧面一堵空白的墙上，有三块献给他俩的小石碑，右边一块有七行西班牙文字，左边那块是中文翻译，恐怕是用翻译机转换过来的，因而不是很通顺，尤其最后两句实在不知所云，但整体的意思还是明白的：

荷西•玛丽亚•奎罗（1951年至1979年）和三毛（1943年至1991年）永远安息在冬天的光。荷西1979年9月30日死在拉帕尔马岛的海里，三毛1991年1月4日在台北去世回声。这些岛屿不再是他们的人生天堂，意外成为他们的坟墓。水，地，尤其是每个冬季的阳光，连接所有的生命充斥了他们的遗体。前葡萄牙航海员行程，拉帕尔马岛美岛及台湾宝岛因此一线连接的记忆：人，海，和平。

西班牙文的碑，文字上方有一个图形，正是La Palma岛的形状；中文碑上的，当然就是台湾岛的形状了。

至于中间那块碑上刻的，竟是“橄榄树”歌词的西班牙译文。选用的是歌词的第一段：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还有还有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三碑石

Echo曾在她的一篇叙述与荷西同访加纳利群岛、名为“逍遥七岛游”的游记里这样写 La Palma小岛：“这是一个美丽富裕的岛屿……如有一日，能够选择一个终老的故乡，拉芭玛将是我考虑的一个好地方。”如今再读，这是何等凄美又何等可怕的谶语！

南达告诉我：听说有不少中国访客去上坟，放下写了祝祷字句的石头；附近的店家还售卖有他俩照片的明信片，甚至还有一本关于他俩的西班牙文小书“橄榄树与梅树花”。简直成了当地一个吸引游客的看点。

橄榄树与梅树花

南达同时找到一则新闻：2013年3月，在La Palma荷西遇难的海边，一座很特别的纪念“塔”成立了，是一位名叫José Alberto Fernández的艺术家设计的。主体是一组三根细而高的金属管，据设计师表示象征“三毛”这个笔名；近旁则散置八块鱼鳍形象的石雕——“‘八’是中国的魔法数字”，报导中这么说。当地市政厅称这处为“文学景点”，举行了建成仪式，由“文化政务委员”主持，还邀请了荷西的两名姐妹来参加。

一年之前，南达又传来Las Palmas大岛地方报纸大半页的报导，关于那位“来自台湾的中国女作家三毛”，她的最有名的作品“沙哈拉的故事”首次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出版。（我查到那本书名“Diarios del Sahara”《沙哈拉记事》的书封，醒目的鲜黄色，字体最大的是作者名：Sanmao——三毛，不是Echo。）报导中当然也提到作家和她的西班牙丈夫、他俩的故事、他们已时隔多年的悲剧……还有一张他俩并肩走在沙漠里的彩色照片。他们不仅没有被遗忘，甚至也成了当地的一则传奇，就像一串绵长的、不绝如缕的回音。而她的故事，也终于被翻译成她的第二语，在她的第二故乡出版了。

同时我也得知了：那栋我当年寻访不得的Echo故居，竟然在2015年由Telde小镇的市政厅在大门旁的墙上挂上了牌子，里面有四个中文字：“三毛故居”；而西班牙文写出的名字则是“Chen Ping（Sanmao）”。果然是在Telde，那年我没有找错地方，只是没有找对街而已——不过就算到了那条街也可能会认不出来，因为“故居”的大门和门牌号都跟彦明照片里的不一样了。

三十年前就离开了这里，二十多年前辞世，然而Echo的传奇在她身后这许多年竟然还没有结束。记得她提到台湾和加纳利这两处地方时曾说：“那里是我的一生，这里是我的一世。”发生了、留下了生命里至深至巨的记忆的地方，就是一生，就是一世。 但我认定的她最初的一生，是跟我一样，在那个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岛上；之后我们都远走天涯，经历了几生几世。我曾在另外一些地方，像江苏的周庄、像新疆的达阪城，看到旁人将她的一些足迹变成名牌大肆张扬；我心中隐隐作痛——那不是她，那只是她失魂落魄时颠踬步履的屐痕而已。在那些地方，她没有生与世。

Echo的几生几世，我的几生几世，曾经在一个岛上交会，又在另一个岛上错过。然而在我心中回音缕缕，久久不绝。

（2017年11月，于美国加州史丹福）